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能读懂重阳节的内涵。在这个时间节点，想到年迈的父母，我就会产生一个心愿——要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阳光少年的时光，该多好！

　　岁月无情。一切，都回不去了。向死而生，本是用来表达坦荡自如的生命观。但，用在父母身上，只有无奈辛酸。

　　我的父母，年过八旬。人生最长不过3万多天。余生，我还能陪他们多少天呢？

　　这是一道残忍的命题，每次想起，都是一次锥心疼痛。

　　少年时，我生活在乡村，整日陪伴父母，从未有别离意念，觉得彼此陪伴，终将数以万日计，并不觉得珍惜；大学毕业后，我挤进离家不远的城市工作，奉行“父母在，不远游”的信念，认为无论是我周末返乡，还是父母进城，相聚日子，至少可以数以千计，倒也不觉得局促；如今，我流浪在遥远的外省，背负生活重量，成为跌跌撞撞的中年，有一天，突然如梦惊醒——余生陪伴父母的日子，竟已可能不足百日了。

　　这数字，令我惶恐不安，甚至，觉得罪孽深重。

　　数字是真实的，生活是残酷的。这样的数字，如同一根刺，扎在我心中，越扎越深。每到重阳之时，就格外疼痛。

　　尽管，医学进步，在拉大人类平均死亡年龄。但，这个变量的想象空间，太有限。关于生命的长度，想得越多，就越加大对陪伴父母的时间焦虑。

　　那，如何才能缓释这份精神焦虑？

　　我对这样的生活方式越发笃定——一边不停地挤出时间回到故乡，陪伴在父母身边，重建一个让他们晚年更加舒适的新家园；一边是用尽力气来延长父母可以留在人世间的时光。

　　于是，中年有了一种必修课，就是提升对父母健康的管理能力。

　　这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别让慢性病抢走我们的父母》，顿时，觉得被戳中肺管子了。

　　文章引用权威数据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中，75.8%的人被1种及以上慢性病困扰，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我的父母，就身患多种慢性病。

　　这让我觉得，可以建立一份远程监管父母健康的档案。

　　过去二三十年，我带着父母辗转过全国多地医院，在求医治病过程中，对父母身体状况，算是内心有本经。但，父母的健康账本，还是太过凌乱，不够系统。

　　原因是，我的父母是农民，一辈子都不愿离开故乡那片土地。

　　当年，我到省城工作，在故乡城市留存一处新房，每月供给父母足够在那里生活的费用。我以为，父母进城会是一种幸福选择。

　　但，父母只愿躬耕于田间地头，或是躺于草垛旁抬眼看天，偶尔进城居住一下，只为方便起早摸黑卖出种的蔬菜粮食。

　　这辈子，他们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农民工。活到老，他们与许多乡邻一样，活出了一身病，舍不得钱治，如同放不下手中锄头镰刀。

　　后来，我到很远的外省工作，一直试图把父亲带到身边生活，但，用尽谈判技术，都失败而归。他们奉行一个教条——人过七十，不在别处过夜。

　　事实上，千里进城，对父母是一次艰难挑战。当年，在全家鼓动逼迫之下，父母从苏北那座远方城市来看我们，反而成了一场虐待。

　　那一回，我在机场门口看见父母走出来。父亲头上戴着厚厚的帽子，母亲用围巾将整个头层层包裹，只露出疲乏又茫然的双眼。他们身上极其沉厚硕大的棉袄，将整个身体捆得严严实实，在衣着普遍单薄的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挟带特殊私货的商贩。

　　从机场到家，打车只需半小时。但，母亲晕车，连公交都坐不了，根本不能承受坐“小车”带来的痛苦。后来，我们坐着机场大巴，辗转到离家稍近的站点。一路上，母亲吐到全车人跟着惊悸。下车后，她瘫在地上，脸色煞白，表情扭曲，像是踩中了生死线那么可怕。

　　那一刻，我站在街头，内心恐慌，一脸无助。

　　后来，父母说，只能坐那种农用三轮摩托车。我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那古典的交通工具，把父母接回家。妻子精心准备的饭菜，早已凉透。静静的屋子里，只有我们神情黯然，以及母亲痛苦呻吟。

　　繁华都市带给父母的，只有孤独与私密的痛苦。舒适居住、丰盛饭菜、精神照顾、繁华美景……一切都驱散不了他们的痛苦与茫然。似乎从到这个家的第一秒开始，他们就想回归故乡了。

　　很快，父亲开始抱怨，我不应离家那么远；母亲不停强调，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正是那一次，母亲悠悠地说出了那道残忍的生命计算题——她说，这样看，她就算再活20年，可以跟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日子，恐怕也超不过100天了。

　　这种情境，这些话语，令我很悲伤。我们都活在对方精神“沦陷区”，难以找到一片“和平地带”。

　　我和父母的距离，有地理的，也有精神的。对我来说，是故乡沦陷；对他们来说，是城市荒芜。但，所有的心理鸿沟，仍然改变不了亲情纽带的结实。

　　在父母面前，我必须蹲下来，必须迎上去，我想他们好好活着，健康活着。

　　只是，带父母看病，一直是令我无限牵挂又无比无奈的人生大事。中年身上是有死结的，经常会被家庭和职场死死地捆住，动弹不得。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有多少回去与归来的人们，不正是在彼此目送中体会无奈与悲情呢？父母进不了城市，子女回不了故乡。出不来与回不去的人，内心都有两个家。两处相思，两种乡愁。

　　看透了这样生活的真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创新对他们健康的管理方法。

　　我的父母，大字不识几个，求医治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都处于双重丧失的状态。每次给父母打电话，主题多聚焦在他们身体健康上。

　　无论在不在父母身边，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记录。我不能让慢性病抢走自己的父母，所以，只能借助包括科技平台的力量，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做远程服务。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给父母健康，才是对他们生命的最大回报，才是缓释“余生，我们还能陪父母多少天”焦虑的唯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