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人生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中一件件的小事结构而成。自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他其实就开始经历一件件的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给后人留下3000多首诗，算是高产诗人，并且他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

　　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

　　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

　　他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就是其著名理论，即是说，但凡作文，一定要切合当时社会现实与具体事件，否则，只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

　　那么，我的诗文反映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事呢？

　　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与社会舆论曾一度宣扬这一时代出生的人是最没有机遇的人，是牺牲的一代。他们不像自己的父兄那样，虽然生活艰苦，但思想不迷惘，工作不愁找，生活没有攀比；也不像自己的弟妹们，那些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碰上改革开放成效初见的机遇，碰上信息时代提供的同一起跑线。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我不能代表那个年代出生的所有人，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那群十五六岁年纪就进入体制内的初中毕业生，我在中等师范就读三年后成为了小学教师，即所谓的“孩子王”。记得在毕业之时，我同时入党，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我写了篇“立志面向农村”的文章，还在校广播站反复广播。于是，我带着神圣的光荣回到了自己来时的山沟沟。

　　1994年，我执教于江西省莲花县神泉乡永坊小学，然后是希望小学，由于我所教毕业班成绩在乡上的五连冠，得到神泉中学校长的赏识，1997年我进入了这所中学任教。

　　1999年，我终于走出了我生长了24年的山沟沟，于南昌、苏州逗留三年后，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读完三年研究生后，留校任教。此后，我又远赴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10多年间，我经历了身心上的双重迷惘与苦痛。从农村进到大都市的这种人生经历，不是任何人可以拥有的。

　　那七八个人共事的山村小学，冬天夜晚与同伴偷老乡白菜的逸事，男女老少同事相安无事炭火盆边的默契，酷暑寒冬的斗室习书，天刚发亮与老父母田间割稻的艰辛，秋老虎肆虐的农耕双抢；少年时早出晚归的上山砍木头伐竹子，每周期待一次30公里开外的墟场卖竹，蓬草矮灌中的野果寻觅，邻家地里的番薯窃偷，春潮初涨后的小溪捉鱼，每天晚上听完父亲故事后的安然入睡，早上打翻菜碗饿着肚子上学的慌乱，物理考试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韧劲，晚自习时冷水无意泼向灯泡导致黑暗后同伴们的欢呼……所有这些，现在都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

　　是惆怅也好，是甜蜜也罢，总之，我的诗文对此做了流星式的定格，做了并不美轮美奂的勾勒，做了人生阶段的记录，都是应时、应事、应情而发。于我来说，唯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