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媛 图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向北京市政府建议“禁止公办中小学幼儿园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北京市教委回复称：一是市教委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的收集；二是该信息只用于学籍管理，严格保密，不对普通教师公布。

　　“正在研究取消父母职务信息收集”是一种积极的回应。合理分析这个问题，“取消”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家长职务与学校教学、学生管理没有关联。教育的原则是有教无类，对受教育者一视同仁；如果普通市民的孩子与官员、商人的孩子不存在差别化对待的问题，学校就不需要了解学生父母的职业、职务。

　　北京市教委表示，家长工作和职务信息不对普通教师公布。但“不对教师公布”这一句，还是道出了“家长职务”信息的敏感性，否则对教师公布又何妨？退一步说，即便学校保密工作做得好，从避嫌的角度说，学校也应避免接触家长的敏感信息。现实中，个别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另类索贿”并不鲜见，如利用学生家长职务之便请托办事、遥控办事，一些家长碍于情面或担心老师给孩子穿小鞋、对孩子不上心，不得不从。

　　收集“家长职务”等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育领域“嫌贫爱富”的不良风气。此前媒体就报道，天津一位初中教师就曾侮辱某学生说：“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你！某某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50年挣得多，你们素质能一样吗？”实际上，学生素质与“爸妈挣钱”不存在直接联系，而这种嫌贫爱富的价值观是否挂钩了个别老师的“实用主义哲学”，令人玩味。

　　从个人信息保护角度说，学校收集家长单位和职务信息，不但没有政策依据，而且存在违法侵权之嫌；关键问题是，学校收集家长职务信息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性”原则。学校过度收集家长职务等信息的某些情形，实际上与手机App过度索取用户数据的招数如出一辙。这种强行索取个人信息的行为，于当前的法治环境而言，明显不合时宜，到了该“下架”的时候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像北京市教委那样，给出明确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