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到村口时，天刚擦黑。

　　三伯家的檐灯亮堂堂的，一圈黄光漫出去，和村道旁的路灯融成一片。三伯迎出来，檐灯在他脸上照出一层暖色。我站在院坝里，望着这铺开的灯火，恍惚间，又好像举着火把走在那条山路上。

　　我在渝鄂交界的一个山坳里长大，与三伯家隔河相望。那时山里不通电，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家家户户的屋檐都挂着马灯，玻璃罩子被油烟熏得发黑，风一吹就跟着摇晃。

　　夜里出门，手里都得拎一把自家扎的火把。火把是用干竹枝扎成的，两尺来长，刚好一手握住。选竹枝要专挑老竹，剔下枝条晒干后，收在屋檐底下。用的时候抓一把，捋齐根部，竹篾一箍，结实得像根硬柴。

　　家里每年都要扎二三十把火把，整齐码在柴火堆旁。天黑出门，随手抽一把，点上就走。回来在家门口把火踩灭，剩下的半截竹条留着，下回接一段新竹条，还能再用。

　　路过的人赶夜路，顺手拿一把，山里人不计较这些。一束微光，照的是脚下坎坷，暖的是赶路人心。

　　父亲是扎火把的好手。他坐在门槛上，左手攥紧竹枝，右手捏着竹篾一圈圈缠。缠到最后，用牙咬住篾头往后一扯，手腕顺势一拧，不到一袋烟工夫，一把火把就扎好了。

　　篾条勒进竹枝里，日子也勒进了骨头里——父亲不吭声，竹篾也不吭声，只是紧紧箍着。

　　竹篾勒得紧实，怎么甩都不会散。“扎紧点，才经烧。”父亲一边缠一边念叨，“捆松了，烧到半截就散架，黑灯瞎火的，反倒耽误事。”

　　我也试着扎过几回，竹枝总是不听使唤，要么对不齐，要么缠不紧。父亲接过去拆了重扎，也没见怎么费劲，那些散乱的竹枝就老老实实抱成一团。

　　举火把也有讲究。举得太低，火光被身子遮挡，脚下反倒一片漆黑；举得太高，胳膊酸胀，撑不了多久。最合适的位置是肩膀斜上方，火苗刚好越过肩头，前后几步路都照得见。

　　火把不能晃，一晃火星子就四处乱溅，像在发脾气。要小步快走，手腕还得稳住，由它不紧不慢地燃着。

　　儿时走亲戚，父亲总让我举着火把走在前头。他下山背货晚归，我也会攥着火把，一路小跑下山去接。我年纪小个子矮，腕力不够，走不多远火把就歪了。父亲跟在后头，时不时伸手帮我扶正。火光一跳一跳，映得我俩的脸通红。

　　山路颠簸，竹节烧得发烫，时不时“噼”一声脆响，像有人在身后拍了一巴掌。有时连着响几声，噼噼啪啪的。父亲说：“那是竹子在笑。”我问：“笑什么？”“有人陪着赶路，它心里高兴。”

　　火把也是山里红白喜事离不了的物件。谁家夜里娶亲，迎亲队伍每人手里拿一把火把，长长一串从女方家一直牵到村口，远远望去，像一条火龙盘在山梁上。

　　若是村里老人故去，要燃一对火把插在石缝里，从黄昏烧到天亮。火苗不急不慢地摇着，替生者送故人最后一程。

　　后来，夜里照明的物件慢慢换了。条件好些的人家添置了手电筒，一按开关，一道黄光能照老远，就是电池贵，大人舍不得用，一遍遍叮嘱省着点。孩子们有自己的土办法，电池没电了，掏出来用牙咬一咬，再捏一捏装回去，那光又亮了。

　　可就算带了手电筒，出门还是要备上火把，万一手电筒半路扯拐，还是火把靠得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高压线架进了村里。电线杆一根根立起来，村道的路灯像雨后春笋次第亮起。再后来，手机普及，自带手电筒功能，夜里出门随手点开就能照明。

　　陪伴山里几代人的竹火把，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退了场。家里存放多年的干竹枝，最后全都塞进了灶膛。

　　如今，村道边的LED路灯一排接一排，白晃晃的，行人影子清晰地印在路面。

　　我最后一次举火把，是30年前那个冬天。那时我在乡小学教书，某天家访结束，天已黑透，学生的父亲从屋里取出一把火把递过来：“拿着，路上照亮。”

　　我划燃火柴，火苗“呼”地一下蹿起来。我举着它踩田埂、跨石桥、钻竹林。竹林里四下漆黑，竹叶在头顶沙沙作响，火把照到的地方也就几步远，可每一步踩下去，心里都踏实。到家时只剩一小截了，我把它插在院墙的石缝里，看着那点火光慢慢熄透。

　　此刻，我站在三伯家门口，望着一路亮着的灯。那条山路依旧在脚下延伸着，走出去多远，回头都望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