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40年前，重庆主城就有不少闹市中临街的书店，新华书店，是它们统一的名字。

　　沙坪坝三角碑转盘有一家。北碚中山路上，毗邻街心花园那座著名的缙云女神塑像，也有一家。我念大学时，漫长的暑假里，我时不时会窜进前者；后来毕业分配，去了四川仪表厂，每到周末，从缙云山半山上的车间下山，乘坐返回主城的长途汽车间隙，也会趁机在后者的书架间逡巡。

　　记忆里它们的店堂都不大，普遍显得幽暗，与店门外明亮、耀眼的街市和高楼相比，形同异域。但我却在瞬时的逃离中，感到了难与外人言说的秘密欢愉。

　　外面那个世界，布满我青春期的慌张和狼狈，还有我对个人现状的不满，看不清前途的茫然，但当我一头扎进书店，这些都可以轻易被我抛到身后。

　　缓解焦虑的栖息地，虽说时间短暂，书店却在不经意间，为我担当了那样重要的角色。

　　国营书店的书架，那时摆放得还相当随意、散漫，但我却时不时地在其间淘到要命的宝贝，一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狂喜。

　　当年有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记得伍尔夫的《海浪》、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等等，都是我在那年头看起来略显荒凉的书架上淘得的。

　　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会像是一下子拉开了电灯泡的灯绳一样，变得闪闪发亮。而当你满怀惊喜地翻开那些神往的书页时，你真的会将门外那个忙碌的俗世彻底忘却，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觉，恍然间觉得那深深的店堂变成了一辆神奇的列车，轰隆隆地前来将自己接走了。

　　后来，精典来了；再后来，刀锋也来了。

　　说起精典，按我前同事、专栏作家马拉的说法，老板杨一下海赚得第一桶金后，1998年居然想起要在解放碑弄个书店。20多年过去，无论如何，这成了一件非常酷、酷毙了的事。

　　相当长的时间里，精典成了重庆这座城中文化人、读书人的集散地和接头场所。我是其中的受益者，得以重返青春，再一次坠入那秘密的欢愉中。

　　那可真是一个秘密的去处啊！民权路的背街背巷，隔壁就是公厕，门脸儿也格外低调，不晓得的人，还以为那是朝天门哪个服装店的存货仓库哟。但门内的书，却堆得像山一样高。

　　这也是我头一回见识将书籍的码放，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地方。朋友徐斌一度担任精典的策划，记得她告诉我的一个秘密是，杨老板要求他们，不同的重点书要码成不同的形状，有时是金字塔，有时又是凯旋门……而我们却不管不顾，在巴掌大的店面里呼朋唤友，又在深不可测的书海中猎奇抄底，不亦乐乎。

　　不知不觉，精典成了亲人一般的存在。我的一个在某周报上班的朋友执意辞职，当起了精典的店员，只为能安静地多读点儿书。而我当年在《重庆晨报》的一众同事，也自发成了精典的铁粉，为首的马拉，至今更是被AI定义成了“精典书店长期的关注者和支持者”。

　　有一些面孔，在那明暗不定的店堂里一再遇见，已经亲如家人，却始终未能相认，最后竟成永诀；还有一些面孔，是悄然而至的久别重逢，每一次都那么的喜出望外；另外的一些面孔，比如茅奖得主格非，从前遥不可及，但在精典，却与我相隔不到10米……

　　2023年11月19日下午，我站在精典大讲堂中央，发布自己的全新小说集《乐园》。彼时，精典已搬迁至南滨路，落地窗外，是浩荡东去的长江。老板杨一特意赶来扎场子，这也让我有机会当面说出了那句感谢。我说，10多年前，我被报社的那份夜班工作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全靠精典书架上精选的那些文学书籍，让我身体里的文学火苗不至于灰飞烟灭……

　　马拉曾写过一首叫《书店》的小诗，他在诗里写：“有一种书店/像乡愁一样站在街角……/在别的地方，在远方/它可能叫城市之光，叫诚品，叫季风/叫学而优，叫博尔赫斯，叫先锋/在重庆，这样的书店，叫精典。”

　　寥寥几句，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我也不可能说得更好了。

　　我无比认同他一起首就说到的那个词，乡愁，那个深邃的词语足以引导我们，让我们相信，即便他诗里提到的不少书店的名字，已随风而逝，但故乡永在。即便曲曲折折，弯弯拐拐，我们也总能将它找到。

　　去年夏天，精典在坚守了足足26年之后易主，杨一用1元钱的象征性价格，将书店转手给了新山书店老板，而精典的名字得以存续。

　　不到一年以后，重庆另一家我热爱的特色书店刀锋书酒馆，撤离了解放碑，在万象城6楼上的天台花园，迎来自己的“三生三世”。

　　我很晚才认识刀锋的主理人江凌，他差不多是和我相差了十几二十岁的隔了辈的年轻人了，戴副丝边眼镜，说话细声细气，格外彬彬有礼，却在每天起床后的上午，就近找家星巴克，要坚持写上几小时后，才去店里打理日常事务。

　　就这样，在刀锋，我再次和一群同类接上了头。江凌和他身边的朋友们，爱书，写书，也做书。认识的第一天，我就和他们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同伙”。

　　从此，我知道，我去刀锋已无需理由，因为那不过就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