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抗战。参与抗战的国际友人中有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也有帮助根据地无线电建设的林迈可。越过时间的长河，林迈可用《华北：1937—1945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回溯了他所熟知的晋察冀与延安。

　　林迈可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他承认初到中国时是“偏于肤浅”的，但所见与所闻之间的差异，使他决心走入中国的腹地，参加并记录下中国的抗战情形。从燕京大学的教授，到延安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的无线电通信顾问，林迈可用语言和图片讲述了他从一名局外人，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伙伴的过程，并用8年时间丈量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艰难突围之路。

　　从冀中、晋察冀到延安，林迈可记录最多的既不是北平风景，也不是伤亡惨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自主开展抗日斗争的历程。

　　毫无外援，又是什么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的胜利呢？林迈可看到了一个被人民高度拥护和支持的政党，见证了一个英雄时代的诞生。

　　第一次深入冀中，林迈可见到了自制武器兵工厂，参观了冀中的部队，接受了村民热情安排的“洗脸、喝茶、休息”接待。1939年，林迈可再次进入晋察冀边区，儿童岗哨、村庄生活以及山区民兵，都让他感受到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党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以及减租减息政策，林迈可感受到“政府的工作赢得了民众的有力支持”。林迈可曾目睹日本的装甲车炮轰村庄，也在铁路线上躲避日军的子弹，见证了太多中国土地上艰苦卓绝的抗战情境，这促使林迈可回到北平后即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工作，为根据地运送物资，也为北平的地下工作提供帮助。林迈可逐渐从一名英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转而意识到“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侵华日军。”

　　1941年末，林迈可和他的家庭在护送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的追捕安全到达延安，其间他结交了更多的八路军和地下工作者，并且与朱德、聂荣臻等人有了更多的交流，对党领导的抗战体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盛赞中共擅于在关键部门安排得力人手——军队的给养部和通讯部。在中国多年的观察与工作，让林迈可成长为一名“非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入中国的抗战，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其实，林迈可并非个例，在书中他记录了更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帮助。1937年，在战火中来到中国的林迈可，与白求恩相识。一年之后，他在五台山又见到了白求恩，并跟随其探访前线救治伤员的过程。1939年，林迈可再次见到白求恩时，白求恩已经组建了一支有装备的流动医疗队，两人此时已为好友，不幸的是白求恩在这一次见面后因败血症去世。林迈可并没有详述白求恩对其的影响，但他多次提及与白求恩的遇见，并且保留了大量白求恩的照片，可以窥见他对白求恩的敬重，以及对白求恩无私帮助中国的高度认同。

　　关于这本书，需要格外关注的是它丰富的图片。林迈可带着蔡司伊康相机跋山涉水，用图像保存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记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

　　林迈可最初的镜头下是一名带着西方视角的他者，他对于“封锁线”“自制手榴弹”“抗日集会”“北平的故宫”“冀中风光”更感兴趣，这些对于一位英国人来说自然是猎奇的。走进晋察冀，他的镜头开始更多关注这里军民的精神面貌，他的镜头捕捉到了晋察冀军民真诚和朴实的笑脸。进入延安，他拍下了许多“军民看文艺表演”“救亡群众大会”“向抗战烈士敬献花圈”的照片，显然他正身处这些会场中，林迈可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灰蓝色眼睛和大鼻子的中国人，不再是在场的他者。林迈可的照片和其他战争摄影师的不同在于，他并不执着于保留战争创伤，很少将镜头对准战争残骸，留下的更多是中国在抗战中自信与从容的时刻。林迈可本人的形象，也是国际友人思想变化的缩影。照片中，从初到冀中平原时的英式风衣、墨镜，到抵达边区后的西装、布鞋，再到延安时期的中山装，1945年回到英国后仍然穿着中山装，林迈可对中国的认同过程也隐藏于他的衣着变换之中。

　　本书并不详述战争过程，它的特点是左图右史，让读者随着作者的回忆及镜头重走全面抗战的英勇历程。林迈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是英雄时代，这是他的亲身体验和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