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人民城市”理念体现城市治理的人民性，人民性是引领中国超大城市治理科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民城市”话语体系的本质特征。超大城市治理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引下，彰显人民主体性。“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以凸显人民主体性为纽带，将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过程与治理效果有机统一，深刻回答了超大城市“谁来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治理”“成效如何检验”等根本性问题，推动治理话语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从治理主体维度，以“人民建”确立实践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将“人民建”确立为治理话语的实践根基，本质上是回归治理的本原逻辑，城市作为人民聚居的空间载体，其治理必然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治理理论中的协同治理范式亦表明，只有打破传统格局，构建“政府—社会—居民”三元互动的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整合分散的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确立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需要在话语体系中构建“权利—责任—行动”的三位一体框架。从权利维度，需确立“治理参与权”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话语表达，通过“公众参与的法定程序”“协商民主制度”等，将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转化为具体治理场景中的参与机制；从责任维度，需塑造“共建责任共同体”的话语共识，阐明“城市治理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体市民的共同事业”的核心理念；从行动维度，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话语矩阵，包括“社会组织培育”“志愿精神弘扬”“社区自治创新”等话语，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实践话语体系。这种话语建构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治理是政府职责”的认知定式，唤醒主人翁意识，形成“人人都是治理主体”的共识。

　　从治理目标维度，以“为人民”锚定价值主体地位。传统城市治理话语体系往往陷入工具理性的窠臼，将经济增长、空间扩张、技术应用作为核心目标，导致治理实践出现“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本质上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政治哲学视角看，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治理的本质属性；从公共管理视角看，这要求治理目标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与效率统一”，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治理目标，需通过层次分明的话语体系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议题。如在发展权维度，需塑造“机会公平与能力发展”的话语导向，构建“就业创业支持”“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生态营造”等话语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些话语共同构成“为人民”的治理目标谱系，使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治理行动纲领。

　　从治理过程维度，以“人民创”激活话语生产主体。治理话语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治理实践的紧密关联。理论的真理性源于实践，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对实践经验的提炼与升华。人民群众作为治理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问题认知、解决策略与价值判断，构成治理话语的原生资源。只有将“人民创”确立为话语生产的基本原则，才能避免治理话语成为脱离实际的“概念”，确保话语体系扎根于真实的治理土壤。构建人民群众参与的话语生产机制，实现从“官方独白”到“多元对话”的范式转型。突破传统的“政府主导话语输出”模式，建立“实践经验收集—理论抽象提升—公众共识形成”的闭环体系。在经验收集环节，通过“民意调查”“基层调研”“社会听证”等制度化渠道，系统性获取人民群众在治理实践中创造的鲜活经验；在理论提升环节，借助学术研究、政策研讨等方式，将碎片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概念与理论框架；在共识形成环节，通过“政策解读”“公众讨论”“媒体传播”等话语中介，使专业化的治理话语转化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共识。这种话语生产机制的核心在于承认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家”角色，使治理话语成为政府理性与群众智慧的结晶。

　　从治理效果维度，以“人民评”彰显成效评价主体。基于治理回应性的本质要求，完善话语反馈机制，建立治理效能的动态校准系统。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回应性”原则表明，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对公众需求的有效回应。人民群众作为治理服务的直接对象，其对治理效果的感知具有天然的直接性与真实性。传统治理评价体系依赖于政府内部考核或技术化指标，容易陷入“自我证明”的困境，导致评价结果与群众感受脱节。将“人民评”确立为治理效果的终极标准，本质上是回归治理的初心，让人民主权原则在治理领域得到具体体现。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评价体系，需整合主观评价与客观指标、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即时反馈与长期效应。在评价维度上，既包括“满意度”“幸福感”等主观感受指标，也涵盖“公共服务覆盖率”“问题解决率”等客观效能指标；在评价渠道上，需建立“政务服务评价”“民生项目听证”“社会舆情监测”等多元反馈机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制度化途径表达治理诉求与进行效果评价；在评价应用上，需将人民评价与政策调整、资源分配、干部考核挂钩，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治理闭环。这种评价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通过话语建构确立“人民满意是最高标准”的治理准则，倒逼治理实践不断优化。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理工大学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