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消费帮扶”。这凸显了包括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和消费帮扶在内的对口支援机制在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地位。新形势下，对口支援机制亟需从“单向输血”向“双向共赢”转型，破解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中的堵点难点，实现帮扶地区内生动力提升与外部资源协同的深度融合。

　　处理好资源禀赋优势与市场转化能力的关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当前受援地区特色农产品、文旅资源富集，但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市场对接渠道不畅，导致“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而东部产业转移项目多集中于初级加工领域，与本地资源匹配度低，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因此，要处理好资源禀赋优势与市场转化能力的关系。一是强化全链条升级。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帮扶地区数字化农业平台，打通产销大数据通道。加大消费帮扶力度，在东部对口城市和定点帮扶单位设立“特色产品展销中心”，配套冷链物流补贴政策。二是深化产业协作。推广“东部研发+西部生产”的分工模式，引导东部企业投资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打造“一县一链”特色产业集群。三是强化市场导向的政策支持。设立“帮扶地区特色产品认证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实行税收减免和物流补贴，并将其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处理好外部智力输入与本土人才培育的关系，助推乡村人才振兴。当前对口支援技术人才以短期派驻为主，“传帮带”机制不够健全；此外，受援地乡村教师、医生等公共服务人才流失率较高，导致“技术断层”与“空心化”并存。因此，要处理好外部智力输入与本土人才培育的关系。一是构建“双向赋能”机制。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延长东部技术人才服务期，实行“1名专家+5名本土骨干”结对培养模式，并对留任人才给予相应奖励。二是完善本土人才培育体系。在对口支援单位开设“乡村振兴定向班”，实施“技能证书直通车”计划，对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给予相应补贴；引导受援地党政干部、教师、医生、村集体经济带头人等到结对帮扶地区进行现场教学，开拓眼界，增强专业技能。三是完善本土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帮扶资金，设立“奖教金”“奖医金”，奖励在受援地长期工作、辛勤奉献、业绩突出的教师和医生，引导广大教师和医生长期扎根乡村，服务当地教育教学和生命健康。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关系，助推乡村生态振兴。当前受援地区部分优势生态资源尚处于待开发状态，生态补偿标准低、机制单一，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价值转化路径尚未打通。因此，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关系。一是强化生态修复与保护。针对生态脆弱区域，对口支援可引入东部生态修复技术，联合开展荒漠化治理、湿地保护等项目，同步发展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实现“修复即发展”。二是激活“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依托受援地的森林资源禀赋，引入东部技术资金，共建林药、林菌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广“林下种植+林间养殖+生态旅游”的立体复合经营模式发展融合型生态产业。试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建立跨区域横向补偿基金，鼓励东部省份通过购买碳汇指标反哺西部，并探索“保护者受益”分红模式。三是提供技术支持探索清洁能源利用。引入东部光伏企业，共建清洁能源产业园，同步配套储能技术，解决西部电力消纳难题。针对农业废弃物（如秸秆、畜禽粪便），实施沼气工程和生物天然气项目，对口支援可提供技术转化支持，帮助受援地构建“种植—养殖—能源”闭环产业链。

　　处理好移风易俗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当前，受援地区封建迷信、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还一定程度存在，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存在文旅开发同质化较严重、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覆盖率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处理好移风易俗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一是持续推动移风易俗。整合对口支援的法律、科技和文化人才，组建工作队到陈规陋习问题较严重地区开展宣传教育，提高人们法治、科学和文化素养，增强生活节俭意识和财富积累观念，简办红白喜事，并采取红黑榜等措施加大正面典型案例的挖掘培育、宣传推广。二是实施民族文化活态传承工程。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非遗数字档案库，开发“非遗+VR”沉浸式体验项目，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实行终身津贴制度。三是推动文化价值转化。利用帮扶资金设立“民族文创产业基金”，鼓励手工艺合作社与设计师团队联合开发文创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反哺社区”。

　　处理好行政主导推动与基层自治能动的关系，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当前，受援地区部分村级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能力较薄弱，对口支援项目村民参与度不足，存在“政府干、群众看”现象，社会组织、乡贤等多元主体作用未被充分激活，村集体经济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处理好行政主导推动与基层自治能动的关系。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与群众参与。实施“头雁工程”，选拔对口支援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建立“项目共议—实施共管—收益共享”机制，将村民满意度纳入考核权重。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治理模式，强化村民自治能力。二是构建多元治理网络。推广“东部社会组织+西部合作社”共建模式，对带动就业超50人的项目给予税收减免；设立“乡贤回归基金”，由对口支援地和受援地共同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三是创新集体经济运营模式。探索“飞地经济”合作，利用东部帮扶资金在县城共建标准化厂房、冷链仓储等资产，收益按比例反哺村集体。由对口支援企业提供订单农业保障，发展“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林地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

　　（作者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为重庆市社科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