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创新及重大价值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加快产教联合体建设 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思政课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第008版:思想周刊·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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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创新及重大价值
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
加快产教联合体建设 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
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思政课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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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03 月 17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领导干部学习笔谈

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创新及重大价值

刘嗣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实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建设现代化新重庆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重庆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抢抓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革命契机,把握现代城市发展新趋势和规律特点,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优势,聚焦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全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推动城市治理方式重塑、治理体系重构、治理模式创新,取得了一些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重庆自身特点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对于转变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方式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创新

  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重庆创新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以党建统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完善抓党建带全局工作体系,把超大城市重点治理事项纳入“八张问题清单”和“八张高分报表”,把问题和需求清单转化为治理清单,依托“141”基层智治体系建设,构建体系化、全贯通、可衡量、闭环式落实机制。探索建立党建引领共商共建模式,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创新“党建扎桩·治理结网”基层智治,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两个覆盖”质效,推动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有机衔接、深度融合,打通党建统领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成效的路径。

  二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重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聚焦创造高品质生活,统筹考虑城乡各类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便利化、均衡化建设布局,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城乡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从“小切口”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重要、高频、急需、多跨领域谋划生成“一件事”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造“民呼我为”便民服务平台,创新推出涉企涉民服务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一次办”,“一点一策”推动中心城区交通堵点综合治理,解决“一老一小”关心的问题,探索“警快办”实现不见面就能办,推动垃圾分类、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高精细化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治理举措与群众获得感的内在一致性。

  三是激发改革创新动力,探索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打破城市管理各领域分割运行状态,完善市与区县高效联动管理体制机制,率先在中心城区构建市级统筹、一贯到底的体制机制,推动城市治理从条块分割向整体协同转变、由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出台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实施意见,制定中心城区“大综合一体化”治理实施方案及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八大行动”等政策文件,全面推进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完善规划建设管理一体闭环协同治理体系。深化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重构行政执法工作体系,推进行政执法队伍、事项、监管、监督、平台大综合一体化,积极推广执法监管“一件事”集成,实施“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法,基层行政执法办案时间明显缩减。一体推进城乡治理,实施乡村规划和土地管理综合改革,高质量建设巴渝和美乡村,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协同治理,努力在城乡治理一体化方面创造新鲜经验。

  四是推动数字重庆建设,一体打造三级贯通的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重庆以数字化理念引领城市治理方式重塑,打造超大城市运行和治理中枢,聚焦中心城区“9+2”重点区域带动整体突破,以数字重庆“1361”整体构架为牵引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一体打造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成全国首个“一体建设、三级贯通”的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健全感知预警、决策处置、监督评价、复盘改进城市治理闭环工作体系。八大板块跑道实现超大城市治理重点领域全覆盖,中心城区实现驾驶舱及资源互联互通,构建“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完善跨区域统筹协调机制和整合部门职能职责,优化区县治理运行一体化体系,一体推进多跨共享问题解决和重大风险化解。集成“渝快办”“渝快政”服务功能,推动“一表通”赋能基层减负,打造形成“一件事”典型应用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多维融合。

  五是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重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政治立魂、精神立德、人文立城、文艺立品、创新立业、变革立制,打造新时代文化强市,优化文化产品服务和供给,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全面融入城市治理格局。坚持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悦民,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搭建“社区学院”“城市书房”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让人民享有高品质文化服务。推动全市域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深化文明城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打造覆盖城乡的文明实践服务圈,实施“春风满巴渝”社会风气提升行动,推动农村地区移风易俗,营造健康、正向、有序的城乡文明风尚。大力弘扬“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全面提升城市精神文化气质。

  六是建设安全韧性城市,筑牢城市现代化运行与发展的安全根基。重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本质安全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底线。积极推进“平急两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各类风险高效管控能力,完善有效应对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的感知预警、快速应对、决策处置、监督评价、复盘改进、高效恢复机制,建立城市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全灾种大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各部门多层级协同响应机制,探索建立常态化超大城市体检与预防机制,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领导能力、研判能力和应对能力,实现安全与发展良性互动,确保城市运行各类风险在日常情况下高效管控、极端情况下安全可控。

  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大价值

  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无论是从实践层面、理论层面、制度层面、模式层面还是方法论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创新成果,其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要论述的实践伟力。重庆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要论述,在“两个结合”中深化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律性认识,深化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把握,有效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以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庆生动实践,向世界展现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

  二是推动探索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重庆创新建立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域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保障、治理效能等方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展示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独特道路。一方面,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统筹布局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有效降低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成本,携手破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难题,彰显了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另一方面,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力量下沉,依靠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健全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党建统领、多元共治、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多层次立体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三是创新建构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数字应用三级贯通实战协同联动的方法路径。重庆推进中心城区三级治理中心基本能力建设与深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领导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双向赋能、协同发力,创新探索AI赋能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径,在中心城区(“9+2”)持续迭代平台建设运行,推动数字赋能超大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变革重塑,形成多跨协同、高效智慧的超大城市治理新图景,让城市治理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以增强数字化思维和综合运用能力为抓手,提升党建统领、设施运行、社会治理、应急动员、文明创建、生产生活服务等板块多跨协同实战能力,全面增强了党员干部适应和引领现代化的本领。

  四是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自主知识体系。重庆推动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就重大实践组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创新超大城市治理的理念、思路、机制、手段和方法,提出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141”基层智治体系等,探索“三级贯通”“全量管控”“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构建“一屏掌控”“一键智达”等工作场景,拓展了城市治理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初步建构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和能力体系,创造了可复制的经典案例、可推广的鲜活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有效的制度体系,提炼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新表达,开创了建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范式,为全球超大城市建设和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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