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青创会第二天的夜里，我和同为青年作家的李唐、孙一圣、周恺几个人在北京国二招宾馆附近的街道散步，后来去到孙一圣房间喝茶，一下就涌来了好多朋友，有些是之前就认识的，有些是一直听闻名字没见过的，还有一些是几乎有段时间一直在一起玩的。

　　很难得在这样的场合遇到这么多同龄的作者，大家齐聚一堂，谈到当下的读书与写作，似乎又觉得文学是一件同舟共济的事情了。

　　我是15岁开始发表文章的，最初是在重庆本地的《课堂内外》，后来在《新蕾》《萌芽》。高中比较苦闷的生活，加上理科班里大家严肃的学习氛围，写作几乎成了我当时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大学的时候，出版人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觉得我有写长篇的天赋，建议我转写长篇小说出书，而不是只在杂志上发短篇。

　　在出版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最早一批的青年作家朋友们，其中就包括王苏辛。

　　当时，她在成都念大学，一边写稿子，顺道帮一些熟悉的编辑组稿。她找我约过一次稿子，说是发在上海的《杨树浦文艺》上。我给了她一篇，具体写的什么已经完全忘了。我唯一记得是，她说我是可以写严肃文学的，写得也很有意思。

　　我那时还不够自信，接连出了两三本书，都没有得到市场特别好的反馈，于是对创作这事儿就在心里打了退堂鼓。

　　接着大三升大四，身边人都在准备考研考公，我觉得自己游手好闲写文章不是个办法，于是也跟着去投简历找工作了。

　　我最终决定打包去上海，只因为那份工作工资最高待遇最好。那个时候，我给自己的判定是：我与创作就此告别了。

　　如今回头去整理过去的东西，我发现原来那几年上班的时候，我还是写过一两篇小说的，其中有一篇《晴朗来过葛云镇》刊发在2013年的《作品》上。

　　那篇小说其实是大学的旧稿重改的，当时《作品》的责编张鸿老师联系我，说那篇小说写得很好，很喜欢，问我后面还有没有别的稿子。我说很遗憾，我已经不大写小说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励。

　　2015年初，我正式离开工作了四年的公司，打算重新开始写东西。王苏辛那时候已经去了北京的磨铁图书公司做编辑。她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几位青年写作者三三、郑在欢、沈书枝、李唐都在里面，那会儿大家似乎都在为创作寻找出路。

　　半年后，磨铁找我签了一本故事集，那会儿王苏辛已经离开磨铁了。那本《不一样》卖出了非常惊人的成绩，我一下被冠上了“畅销书作家”的称号，可对我来讲，故事和小说始终有非常大的差别。

　　有时候我会想，自己到底是在写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人读有人喜欢？这种质疑和文本无关，只是我对自己道路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尽管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专职写作的第一天，我就和自己说，首先得把书卖起来，才可能有下一步的生活。

　　2016年夏天，我找王苏辛聊了我的长篇梗概，给她提交了前四章的内容，她正巧去了上海的中信大方（涵盖出版物经营等业务的一家文化公司），她很快就给了我回复。

　　因为《不一样》的开卷数据被行业内很多人注意到，所以新的长篇他们也开出了非常可观的条件。最后在我们的协商之下，书名定为“名丽场”，意为：名企、丽人、职场的合称。

　　次年年底，我开始写《名丽场》的第二部，一家公司看中了这部小说影视开发的可能，就此和我签了三部曲的合同，直至2020年，我才写完最后一部。

　　《当燃》的创作则非常偶然，我也是第一次写自己的家乡，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是适合写重庆的故事的。

　　《当燃》在《收获》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王苏辛第一时间和我说，替我高兴。我又想起十多年前，她第一次肯定我的小说，帮我拿去《杨树浦文艺》发表的事。

　　商业写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轻的，而纯文学写作却是比较重的，但是，我时常觉得是反过来的。商业写作要考虑的市场因素很多，所以整个人其实是不轻盈的，是带着一些功利心的，但是真正的文学写作，其实打破所谓的严肃和通俗之后，应该是一种自在轻盈的状态，游刃有余的感觉。

　　这次青创会让我特别感触的是，好像又回到十来岁拥有创作初心的那个夜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网上聊我们看的小说、喜欢的作家、期待的作品，虽然创作终究是很难的事情，但我们多少要让自己找到那一点轻盈飞翔的感觉。

　　（作者系1990年生人，著有小说《当燃》《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名丽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