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天行者》，是当代作家刘醒龙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群在贫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民办教师为求转正而发生的辛酸故事，也反映出被人们遗忘已久的乡村民办教师曾有过的艰难历程。小说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存在于中国二十年之久的民办教师现象及他们的生存状态，运用双线结构、写实、象征、对比等多种手法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民办教师形象。

　　边缘人生，民间英雄；苦难叙事，价值正名。

　　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边缘地带的种子，默默承受着岁月风雨的侵袭，尽管一直努力地昂扬向上，但生命似乎从来没有风华正茂。他们，常被称为“边缘人”。

　　边缘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以不同身份存在着。边缘，是相对于主流而言。边缘人群在权利上往往是缺损的，在经济上多是贫弱的，在文化上常常是较为落后的。

　　这决定着，边缘人群和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疏离。他们，经常处在挣扎状态。

　　人类通往文明，就是要不断消减边缘人群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不公，消解不同主体之间的隔膜或对立。给予不同人群权利平等、民生保障和文化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文学，自然要承担起这样的义务。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大量反映边缘人群的优秀作品。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和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等，就展示了太多边缘人苦难且失语的人生。时至今日，闰土、阿Q、孔乙己、祥子等人的名字，仍被很多人用作人生自况的身份标签。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也不乏书写边缘人的优秀作品。毕飞宇《推拿》中的盲人群像和刘醒龙《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就是典型的边缘人。

　　边缘人的迷茫与坚守、挣扎与反抗、苦难与救赎，应该被及时听见和看见。

　　文学，也应有介入社会的勇气和担当，以批评与反思来设置议程，推动社会走向真善美。正如刘醒龙所说：“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的舟驶向远方。”

　　界岭，是《天行者》的故事发生地。顾名思义，界岭就是边界地带、崇山峻岭的意思。书中这样描述：“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

　　从地理环境层面讲，界岭是一个荒芜偏僻的所在。但，更荒凉的是世道人心。小说中，有位老师对学生这样告诫：“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

　　留守和逃离，是边缘地带边缘人的痛与醒。而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选择逐光而行、向阳而生。

　　民办教师，是一个消失已久的职业身份。但，作为边缘群体，它曾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重要存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教师队伍中仍有1/3为民办教师，他们曾为乡村教育撑起一片湛蓝澄澈的天空，让无数农村孩子摆脱阶层固化，实现代际转移。

　　“民办”这个前缀，就是在标注与“公办”的区别。民办教师，看似体制内，其实体制外。这个群体并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只是作为师资不足的补充。

　　身份差别体现于权利和待遇。民办教师没有编制，不但失去很多体制内职称职务晋升的机会，而且在工资收入上只能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承担，大多少得可怜，甚至难以为继。

　　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民办教师既是卑微的，又是伟大的。面对苦涩艰难的生活，他们还是坚守初心，为下一代扛起沉重的闸门，以薪火相传的方式，送孩子到光明地带去。正如《天行者》中的省报王主任所说：“在荒芜的乡村，如果没有一大批民办教师勉力支撑二十年，乡村之荒漠将更加不堪设想！”

　　王主任原本欲将民办教师报道为当代民族英雄，但又害怕犯下忌讳才改为民间英雄，从中不难看出对民办教师的高度认同和尴尬表达。在《天行者》的题记中，刘醒龙也这样写道：“献给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大地微凉，英雄悲歌。

　　面对三次转正机会，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展示出边缘人的人格力量，令人动容。

　　第一次转正机会，是因为张英才发表的文章《大山·小学·国旗》获奖，为全县教育事业增光添彩了，上面破例给了一个转正名额。

　　这个名额推来推去，大家给了余校长。不过，余校长将机会又给了已经瘫痪在床的妻子明爱芬。于是，一场非常隆重的“签字仪式”开始了。“明爱芬用肥皂细心地洗净了手，擦干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突然间，那支笔不动了……”明爱芬未能完成转正签字，生命就走到尽头。这一生，她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公办教师身份。

　　第二次转正机会来临时，余校长恰好不在学校。刚来的年轻人蓝飞以权谋私，私自填写了自己名字。得知真相后，邓有米、孙四海等老民办教师怒火中烧，而同样是受害者的余校长则说：“蓝老师的事虽木已成舟，想要翻出那些脏东西，譬如造假证明，以权谋私等，抹黑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甚至完全可以翻盘。可翻盘之后怎么办？蓝老师连恋爱都没谈过，就要背上这些脏东西，岂不是生不如死吗？”

　　向前看，莫回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悲悯比苛责更有力。退让和原谅，最终也释放出巨大的救赎力量。心怀愧疚和感恩的蓝飞逃离界岭，进入了县级机关工作后，不断通过各种努力，来回报界岭小学。

　　第三次转正机会是一次政策普惠。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终于看到红头文件上明确写着“将全中国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但，条件是交一笔昂贵的转正工龄费。对民办教师来说，有时活着已经用尽全部力气。他们就算拿出人生积攒的所有积蓄，也不够交纳这笔费用。这样的转正政策，惊喜感极大，伤害性更强。

　　为此，邓有米不惜铤而走险，收取建校的两万元工程回扣，来解决大家转正资金难题，不料施工方交付的是豆腐渣工程，在“村阀”举报之下，邓有米被开除公职，孙四海因无钱转正，只好轻轻放下教鞭，离开界岭小学。

　　迟来的公平正义，难以释放的制度善意，让民办教师在挤进主流社会的路途上，步履沉重，滞重难行，代价巨大。

　　边缘人群遭受的苦难，既源于制度设计，也与权力掠夺有关。《天行者》的村长余实，高度集权，既蠢又坏，像个土皇帝，物质上贪婪，精神上愚昧，人格上猥琐。界岭小学校舍破烂，民办教师工资拖欠，都与这种权力野蛮和腐败有关。对这样的“村阀”，刘醒龙如此愤怒地表达不满:“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

　　哪怕是在极端糟糕的境遇下，也总有一种大爱无私凛然长存。每天早上，界岭小学都在笛子吹奏的国歌声中升起国旗；每天放学，也要举行严肃的降旗仪式。邓有米说：“界岭小学就这么一点凝聚力，若不是天天升旗，外人还以为这里是座破庙。”

　　仪式感满满，这样的场景在《天行者》中有很多。明爱芬死后降半旗、余校长在省城某实验小学进行“自我师资培优”的讲课、孙四海竞选界岭村村长时的监督流程……作者设置这些仪式，就是表明边缘人群在努力融入主流话语，在试图步入主流社会，在把工作生活纳入到“公办”体制模式下。

　　这样的仪式感，充满了悲壮感。很多时候，也被理解是中了“界岭小学的毒”。界岭偏远，小学破旧，但老师的崇高与奉献，村民的淳朴和善良，都在释放绵绵不绝的力量。这种“毒”，犹如民办教师们经常吹奏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浸入人心，给人力量，让人们面对现实的残酷，也不丧失对美好的期盼，让所有在此停留过的人，都永远为之魂牵梦萦，奋斗不息。

　　尽管刘醒龙在《天行者》中的情感表达有些不够节制，过于直白热烈，没有做到静水流深和收放自如，但是，面对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的逐光者，或许也不必过度掩抑自己的感动，面对那些欺辱和掠夺社会底层的恶权，也不妨直接勇敢地表达愤怒。

　　不由又想起了阿尔贝·加缪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说的话：“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么爱得笨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