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河岸边有一家人开了个油坊，油坊那架很大的木头水车昼夜在河里转动，掀起小小的透亮的水帘子。每天上学都要站河边看一会儿慢慢转动的水车，然后才踏过小石板桥跑进校门。四十年后我又回到那里，学校简陋的小院儿还在，只是旁边盖起了新楼。校门前的小河干枯了，水车没有了，油坊老板也搬走了。”

　　这段回忆满满的文字出自著名作家谌容的笔下。文中提到的小河，就是重庆北碚歇马街道的小磨滩，提到的学校，是曾经的小湾小学——现在的小磨滩小学。

　　2024年2月4日，谌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她入读小湾小学时还是在抗战时期，“四十年后”女作家再次回到这里，已是1988年，而这一年距今又已近40年。

　　时光匆匆，白驹过隙，作家的生命在她的文字里延续。斯人已逝，文字长存。这位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人到中年》等多部优秀作品的作家，也与重庆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一

　　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的《谌容文集》里，有一篇谌容的个人小传——《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题目里有种决绝的气度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如果了解谌容在重庆的经历，就不难判断这样的感悟缘起何方。

　　谌容祖籍重庆巫山大溪乡，1935年10月25日，她出生于湖北汉口。父亲谌祖陶，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中国大学法律科。

　　谌容1岁多时曾患上小儿肺炎，眼看气息奄奄生还无望，已被家人从床上挪放于地。幸亏被父亲的巫山小同乡、中医名家冉雪峰先生看见，开了一服中药，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所以，谌容在回忆中感慨地说：“救命之恩难忘，至今我对中华医学顶礼膜拜坚信不疑。”

　　谌容同样感恩于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杨淑芳是河北保定人，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河北保定女子师范高中毕业后，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小学任教。

　　杨淑芳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看《红楼梦》《聊斋》，对京剧《锁麟囊》《玉堂春》不但熟知还会唱几段，这对童年的谌容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供职的国民政府司法机关内迁西南。谌容随家人逃难到了四川成都。一天，日本飞机突然轰炸成都，因来不及躲进防空洞，炸弹近在咫尺爆炸，父母用身体遮挡着年仅7岁的小谌容，他们自己却受伤血流满面。

　　谌容曾说，如果不是家人遮挡，她也难逃一死。童年的记忆深入骨髓，难怪她的笔下总有那么深刻的生死追问。

　　二

　　此后，谌容在重庆续读了小学和初中，并在重庆工作，也从重庆起步，走向北京。

　　1943年，谌容全家随司法机关疏散至巴县的歇马乡（现北碚区歇马街道），谌容就近入读于小湾小学。

　　即使在今天，这片乡村依然宁静安详。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至北京工作，10岁的谌容也跟着北上，在北京东单三条的“明明小学”读到小学毕业。这所私立小学设在胡同中的一栋洋楼里，颇有点“贵族气”。

　　1947年年底，父亲又调回重庆，全家再次跟着南归。初中没毕业的谌容考入南岸的女二中（现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读到初中二年级。谌容在个人小传中写道：“在这个学校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放的那一把大火。那天夜里，我们站在学校的山坡上隔江远望，只见对面城里一片火光，烧红了半边天。师生们都惊恐万分，怕回不去城里了。”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父母把谌容和妹妹送到成都一个远房亲戚家。然而在亲戚家住着很不适应，不到一年，谌容就自作主张买了车票带着妹妹回到了重庆，其要强的性格可见一斑。

　　谌容开始文学创作并不在重庆，但阅读的基础却始于重庆，命运齿轮也转动于斯，这是她与重庆的又一种缘。

　　1951年3月，16岁的谌容通过招考，成了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售书员，正式步入社会。

　　当时的书店开架售书，店员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监管服务。她却只顾站在书摊旁看小说，完全忘了自己的职责，以至于许多书都“不翼而飞”。后来，书店经理就把她调去开发票。

　　对谌容来说，这就清闲多了。“虽然顾客多的时候不便低头看书，人少时还是可以的。因而就盼着下雨，那种天气逛书店的人寥寥无几，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桌子后面看小说。”

　　三

　　1952年6月，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与新华书店合并，当时的《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需要一个干事，就把“开发票时字写得不错”的谌容调到了编辑部。

　　母亲杨淑芳写得一手好字，谌容自小就练习颜真卿的字。但谌容既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而是“打杂”的：给编辑记者领工资、发电影票、跑印刷车间、拆看读者来信，然后分类交给编辑回信。晚上12点起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因为当时没有电传之类的，为了不耽误第二天见报的重要新闻，只能夜半时分一字一字记录下来，然后交夜间值班总编。

　　1954年中央出台政策：凡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报考大学，入学后由国家给予助学金，享受调干大学生待遇。这对谌容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她的工龄已三年半，够了，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人事科报名。

　　单就学历来说，谌容仅仅初二，想考上大学几乎不可能。但谌容是幸运的，报社的编辑记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文化底蕴深厚。

　　谌容身边不缺“良师”，自己更是暗中努力。工作之余，她读完了初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还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当年的俄文很受追捧，电台里天天教。她也买了台小收音机，很认真却也是毫无目的地跟着学。

　　谌容回忆说，正是这一系列“盲目”自学，为她考大学作了充足的准备。当时还要考一门“时事政治”，因为她每天都要记录国内外的大事新闻，所以基本不用复习。

　　就这样，19岁的谌容考上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此“飞”出了山城。

　　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谌传德和谌容一家有过不少交往，他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谌容的母亲和妹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北碚工作，退休后住在北碚东阳镇，父母去世后也都安葬在东阳镇谌家磴。

　　1988年，谌容第一次回重庆，就去看望了母亲和妹妹，还去歇马镇寻访当年读书的故地，因此有了本文开篇那段文字。

　　是的，那条小河已经枯干，那水车，那油坊也早已消失。突然想起电影《长安三万里》的一句台词“诗在，书在，长安就在！”这或许就是文学与一个地方生生不息的深刻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