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明确了目标方向与行动路径。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充分激发其中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与坚实保障。

　　科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好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一是因地因时放开落户限制。实施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畅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渠道，做好行政审批服务保障，把流动权逐步还给市场选择。立足城市功能定位与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居住证扩容、积分项目精简、户籍准入年限互认等制度，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安家落户”的权利，让为城镇建设付出劳动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归属感、幸福感。二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随人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离不开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既要公平地供给流入户籍地应有的公共服务，还要提供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服务与针对性的福利保障。要优化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参保政策，增加小户型、低租金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筑牢群众安身立命的民生根基。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体，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实现子女“家门口”上好学，解决好“举家搬迁”的后顾之忧。

　　持续完善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优化好新型城镇化的“四梁八柱”。布局和形态不是单纯的地理方案，而是新型城镇化的坐标体系与空间格局。只有把大中小城市、县城和小镇的坐标系校准，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才能让人口流动、资源配置、治理半径在一张图里对齐，让配套政策精准供给。一是优化城市规模结构。超大特大城市要“瘦身健体”，合理疏解一般性制造业、区域物流、专业市场等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瞄准新质生产力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以合理“减法”换得核心竞争力。大中城市依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实现差异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小城市、小镇与边境城镇强化特色功能。通过形成分工有序、协同高效的产业空间体系，统筹解决城市群、都市圈内超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与中小城市发展动能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二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与都市圈同城化向纵深发展。构建组团联动、网络协同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健全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机制，推动通勤效率提升、产业梯度协同、公共服务共享，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支撑。

　　因地制宜提升县城发展质量，夯实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县城是联城带乡的重要节点。县域城镇化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体系的优化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更是推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促进就地城镇化，一方面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降低城镇落户门槛。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与完善公共服务，提高县城居民生产生活水平。一是立足自身要素禀赋，精准挖掘比较优势并转化为竞争优势。重点培育比较优势突出、带动“三农”能力强、就业吸纳力足的产业，统筹本土产业培育与外部产业转移承接。二是依托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平台载体，引导县域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布局物流中心与专业市场，构建工业品与农产品分拨中转枢纽。通过引导资金、研发补贴和人才引进，吸引高校、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参与，实现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三是紧扣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需求，持续优化县城消费环境，推进弥补县城突出短板的项目，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安家就业与生产生活的迫切需要。

　　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主线，积蓄好新型城镇化的强大动能。城市内涵式发展强调内部要素创新提升，重在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向内向深推进宽领域、深层次、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存量提质增效与增量合理增长为先手棋。把工业锈带、老旧小区、城中村等存量空间改造为新型产业单元和生活社区。控制新增用地规模、优化增量结构，让每一寸土地都承载创新功能、释放增长动能。二是以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为坐标系。在品质提升方面，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绿色转型方面，实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建设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区；在文脉赓续方面，把历史街区和文化基因嵌入创新场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安全韧性和智慧治理为着力点。推进城市生命线数字化建设、严控超高层建筑风险、统筹防洪排涝与自然灾害防治。用数据流打通应急指挥、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渠道，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