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与重庆、与中国渊源极深的德国友人，多洛丝1936年生于广州，1955年离开中国回到欧洲定居。她的父亲是抗战时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德国商人，母亲来自美国，外公则是被誉为“广州现代建筑之父”的美国建筑工程师查尔斯·伯捷。

　　独特的家庭背景与跨文化身份，造就了她不凡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世界。在人生早期的近20年时间里，多洛丝在广州、香港、上海、贵阳、重庆等多个中国城市留下足迹，尤其是1941年至1946年，她随家人寓居重庆南山原德国大使馆旧址，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这样说，多洛丝的青少年时代是一场跨越中国南方的旅行，重庆则是这场旅行中无比重要的一站。

　　重庆籍旅德作家海娆历时两年，对年逾八旬的德国老太太多洛丝进行了抢救式采访，为她写下的回忆录《我的故乡在中国》，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将这段尘封80余年的跨国深情再现于世人眼前。

　　本期读书版，我们特约请海娆撰文讲述这段绵延时空的渊源与情谊。

　　——编者

　　2025年岁末的重庆城，天色微沉，细雨在寒风中飘飞，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正穿行在山城的巷陌与坡阶之间，步履间却满是温存的兴致。他们是多洛丝的后人，专程从瑞士来重庆参加12月30日的多洛丝回忆录《我的故乡在中国》新书分享会。

　　“母亲（多洛丝）总提起重庆的夏天有多热，冬天有多湿冷。所以眼前这天气，我们不觉得陌生，倒觉得亲切——就像想象了许多遍的样子。”多洛丝的长子如此说道，眼中映着这座城的氤氲。

　　我作为此次多洛丝访渝亲友团的陪伴者、《我的故乡在中国》的作者，说起创作这本书的缘由，还得从另一本回忆录《汉娜的重庆》说起——

　　在之前翻译《汉娜的重庆》期间，我跟汉娜见过一面，那是2018年圣诞前夕，在她家里。我们聊到书中的一些内容，包括她的小闺蜜多洛丝。多洛丝当年在重庆的家——南山文峰塔下的保罗·阿思密房子，曾经是德国大使馆馆舍，现在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关于它的史料寥寥无几。在城市的旧貌被新颜替换的今天，这幢古朴典雅却荒芜多年的百年老屋愈显稀罕和珍贵，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好奇。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我也渴望能拨开它身上的岁月尘埃，一睹它百年沧桑背后的风采。

　　汉娜见我对多洛丝的故事感兴趣，给了我一份打印资料，是多洛丝用英文写的回忆录，有40页，配有几帧老照片。我如获至宝，回家后就匆匆浏览起来。它果然没让我失望，流水账般细碎的回忆中，有不少对重庆生活的记录。南山上那幢沉睡的老屋在她的笔下活过来了，人欢狗跳，美食飘香，充满了人间烟火气。除此之外，小姑娘还亲历了重庆大轰炸和上海解放。由于身份特殊，她还跟一些历史人物也有交集。这份薄薄的打印稿如出土的璞玉，在我眼里有了特别的价值和重量。

　　2020年秋天，《汉娜的重庆》终于出版，因翻译此书而中断的长篇小说《我的弗兰茨》也创作完成，于是我又捧起这份回忆录，考虑该为多洛丝做点什么。我开始重读，精读，研读，竟然有了惊讶的发现。当我沿这些回忆录枝蔓横生的方向多走几步，我看见了风景；当我驻足那些被一笔带过的人和事，把目光沉下去，我发现了宝藏。

　　比如她外公。多洛丝对他的介绍非常简略，只说他是美国建筑工程师查尔斯·伯捷，在广州跟人合伙开公司，设计和建造了很多建筑，这些建筑大部分至今犹在。我上网查实，发现伯捷竟是“广州近代建筑之父”，故居还在，因为接待过孙中山等。如此辉煌的家史，多洛丝为何不浓墨重彩地多写几笔？后来我问她，她淡淡道，那是为几个儿孙写的，她只想告诉他们自己早年在中国的故事。

　　随后，我查到更多关于伯捷的史料，其中有一份1913年的美国报纸，报道了伯捷去美国和欧洲为孙中山修铁路筹款的事。而在当时的广州，伯捷是功成名就的外商，跟政府关系良好，又有广泛的外商背景和资源，就理所当然被孙中山和政府委以重任，远赴海外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招商引资。但伯捷其实是走不开的：公司业务繁忙，合伙人帕内已离开公司返回澳大利亚；家里一双年幼的儿女正绕膝承欢，爱妻又怀上第三胎待产；自家新房欲破土动工。更何况，这种事在千里奔波和游说之后，仍成败难料。然而他毅然接受了，从美国请来弟弟帮忙打点公司，把新房的工期推迟，告别了娇妻幼子，只身横渡太平洋。在美国筹款失败后，他又锲而不舍，横渡大西洋，最终在伦敦大获成功。如此往返大半个地球，与家人分别大半年之久，妻子生产也不能陪伴，只为去给当时孱弱的中国摇旗呐喊，争取外援。这份功劳，这份对中国的爱与付出，难道不值得被书写、铭记和颂扬么？

　　再比如，对于父亲工作的合步楼公司，多洛丝在回忆录里只字未提。而我从查到的史料中获悉，该公司跟中国有密切合作，不仅为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还在抗战初期为中国输入大量先进武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客观上帮助了中国抗日。1941年初，为了跟在重庆工作的父亲团聚，多洛丝和母亲从香港启程，经上海辗转，过石浦、衡阳去重庆，途中有40个苦力搬运行李、20名士兵背着长枪保驾护航，那场景让当时年仅5岁的多洛丝终生难忘。然而她不知道，那实际上是一次穿越日军封锁线的运输。

　　凡此种种，让我看到了多洛丝回忆录的价值不同寻常。我决定把它完善成书，用文字留下这段珍贵的历史。我建议她重写，把相关史料补充进去。考虑到她年事已高，如果心力不逮，我也愿意代笔，与她共同完成此书。她接受了后者。

　　合作很顺利。我们先在手机上用WhatsApp交流，我就按她原稿的路径提问。她很配合，每问都认真作答，还不时发来老照片补充说明。然后她又邀请我去她在瑞士的家里做客，我们面对面长谈，一起看她母亲留下的老照片和父母从中国带回的家具什物。她还请来当年在重庆的小伙伴亨丽叶，一同接受我的采访。这些都为我能完成此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巨大的帮助。

　　这本由我执笔的多洛丝回忆录，基本上沿用了她原稿的叙事风格和结构，也尽可能保留了原稿的内容，但我对它们进行了调整，加上小标题，以便呈现出某种秩序，再用采访所得的素材和线上线下查到的资料，对它们逐一进行补充和丰满。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把自己假想成多洛丝，努力写出她的语气、个性和所思所感；另一方面又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些素材进行加工和适当的创作，希望将纪实性和文学性统一起来。因为我相信，只有通过鲜活的人物、动人的故事、真诚的语言，历史才能更好地被人铭记。

　　同样是小姑娘视角的口述历史，《汉娜的重庆》聚焦一个中德家庭，人物、时间和地点都相对集中，故事跌宕且扣人心弦，像一朵饱满而色彩浓郁的花朵，从20世纪中期的重庆土壤里生长出来，摇曳着令人心碎的美丽与哀愁。这本《多洛丝回忆录》则以长镜头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外国小姑娘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变化，以及她身边亲友们的故事。它是线形的、散点的，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和种族。那些看似互不关联的人和事，是流散沉落在岁月河底的碎金。

　　现在，它们被我打捞起来，用多洛丝的足迹串成一条金项链，每一粒碎金都闪烁着时代的光泽。它们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一幅20世纪横跨东西方的历史画卷，开阔又细腻，真实又诗意。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特色和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