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晚，走出重庆大学虎溪校园大剧场时，话剧《大江东去我西来》的最后一幕仍在我的脑海流转。

　　随着这部剧的谢幕，第六届重庆青年戏剧演出季也落下帷幕。同行观众隐约的啜泣与低声的感慨，使我想起今年7月初见它预演时的青涩，惊觉这部由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树人小学三校师生共同演绎的话剧，早已在一次次打磨中，台词、表演各臻其妙，亦完成了一次与抗战烽火岁月的时光交织、深度共振。

　　该剧名字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诗作《入川抒怀》“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的首句，‌选择以张伯苓西迁办学为主线。

　　它没有聚焦枪林弹雨的战场，却将镜头对准了嘉陵江畔的课桌、防空洞里的油灯，对准了一位教育家在国破山河碎之际，“允公允能”的办学执念。

　　这种选择，击中了历史柔软也坚韧的内核：全民族抗战，不止于前线的浴血奋战，也在于后方的文脉赓续；民族的脊梁，既包括持枪的战士，也包括不肯放下书本的师生。

　　剧中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爱国三问”与“奥运三问”的交织呈现。当张伯苓站在校舍的土台上，望着台下衣衫素朴却眼神清亮的学生，一字一顿地追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舞台的旋转装置缓缓启动，防空洞的昏暗与嘉陵江畔的晨光交替出现。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三问从来不是过时的诘问，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考题。

　　光阴流转，当年张伯苓的追问，如今依然在每个青年心中回响，它无关时代语境的变迁，只关乎一个人对家国的赤诚与担当。

　　而“奥运三问”的穿插，更让这份担当有了具象的落点：从“中国何时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中国何时能获奥运金牌”，再到“中国何时能举办奥运会”，这不仅是一个民族对体育自强的渴望，更是对国家强盛的深切期盼。

　　两重追问，一者关乎精神归属，一者关乎民族尊严，共同撑起了南开“允公允能”的校训底色——所谓“允公”，是心怀家国的格局；所谓“允能”，是脚踏实地的自强。

　　而赵虎导演的巧思，在于用旋转舞台完成了时空的折叠与精神的递进。

　　防空洞读书的场景里，昏黄的灯光透过道具的缝隙洒在演员脸上，书本的翻动声与远处隐约的轰炸声交织，那种在绝境中坚守求知的执着，让张伯苓“德智体群美”的五育理念不再是抽象的口号。

　　当舞台旋转至嘉陵江畔，学生们跑步、做操、朗诵诗文，蓬勃的生命力与防空洞的压抑形成强烈对比。张伯苓所倡导的“五育”，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危难中托举民族未来的臂膀。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剧的演员全是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大学、树人小学的师生。没有专业演员的技巧叠加，没有流量明星的光环加持，他们的演绎带着一种原生态的真诚。

　　饰演张伯苓的演员，眉宇间自有一股儒雅与坚毅，语气里的沉重与笃定，不似表演，更似心声；扮演学生的孩子们，眼神里的纯粹与懵懂，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战乱中少年的模样，既有对战争的恐惧，更有对知识的渴望、对家国的赤诚。

　　我第一次观看这部话剧前，曾有这样的担心，非专业演员能否驾驭如此厚重的题材，可在预演、公演中，看到他们愈发自然的台词、愈发投入的神情，我才明白：最动人的演绎，从来不是技巧的娴熟，而是灵魂与历史的同频共振。这些师生在舞台上的成长，就如张伯苓当年培育的学子——在实践中磨砺，在坚守中成长，而“允公允能”的精神，也在他们的演绎中，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传承。

　　从7月预演到9月公演，再到12月青年戏剧演出季的演出，这部剧的打磨过程，本身也是一部微型的“西迁史”。

　　预演时的略带生涩，如同西迁路上的艰难跋涉；公演时的厚重，似临时校舍里响起的第一堂课；而戏剧季时的沉淀，则好比抗战胜利后，南开在岁月中愈发醇厚。

　　这种变化，不仅是舞台呈现的完善，更是创作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化。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等等，他们不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真正走进了那段历史，读懂了张伯苓的初心，读懂了南开师生们的坚守。

　　《大江东去我西来》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过往的历史，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爱国的力量，是绝境中依然不肯低头的民族力量。

　　散场时，我路过剧场外的海报，上面印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字。忽然想起张伯苓先生曾说：“读书可求个人之生活，要更求大众之生活。”这部由三校师生共同打造的话剧，何尝不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践行？

　　重庆的夜晚，嘉陵江的水静静流淌，这部剧所承载的历史与精神，与江水一般绵延不绝。它所传递的“爱国三问”的赤诚、“奥运三问”的自强，亦将如同东去的大江，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