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昕，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翻书忆往正思君》《一生一事》等作品。

李昕著作。

　　见到李昕那天，“面容清癯”“目光炯炯”这类词的意涵，瞬间具象化于眼前。

　　这位被认为是“中国出版界传奇”的资深出版家已经73岁了。他个子很高，留着一头齐整的花白短发，一件短袖白衬衫外搭深色工装马甲，镜片后的双眼深邃有光，讲话时语调从容，举手投足利落潇洒。他的身上散发着知识分子的自信，大半生沉淀的深厚学养，让人由衷地感受到一种力量。

　　那天是在第33届全国书博会的一个活动现场，他带着新作《百年家事》来渝，与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对谈。娓娓讲述之间，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和一个时代的沧桑往事渐次浮现，宏大叙事和个体命运有机交织，发人深思。

　　《百年家事》是李昕退休后完成的又一部佳作，也是一部以传统知识分子立场对家族历史和时代变迁进行思考、回望的厚重之作。他说，这部作品其实从2007年就在酝酿，从动笔写作到编辑出版，整整用了18年。

　　“2014年我从三联书店退休，这11年来，生活节奏渐渐变慢，我才有了更多时间，把想写的东西一点点写出来。说起来呢，这有点像是我对写作的‘还愿’。”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说，“我这辈子也没干别的，基本都在读书、做书和写书中度过。但做书大概只是职业，我真正的爱好，还是读书和写作。”

　　1982年，李昕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又陆续进入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从初出茅庐的年轻编辑一路成长为总编辑，他的职业生涯始终与中国第一流的出版机构深度绑定。

　　40余年编辑人生，他经手出版了3000余种图书，其中不乏像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屠岸的《生正逢时》、曾彦修的《平生六记》、马识途的《百岁拾忆》、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20年》等等曾在读书界掀起波澜的好书；退休之后，他真正开始为自己写作，陆续出版了《清华园的记忆》《一生一事》《翻书忆往正思君》等多部随笔类作品，从一个侧面为文化界留下了更为丰富的记忆。

　　“读书、做书、写书，这样度过一生我很知足。”李昕感慨，人的一生要何其有幸，才能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出版界，我想我属于‘生正逢时’的一代人。我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也还会继续与书同行，人们说时代越来越喧嚣，那么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掌一盏灯。”

　　读书

　　一番艰难，从大东北到珞珈山

　　“都说命运无常。或许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从容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命运安排你做什么，而在于你能否自强不息，坚持不懈。命运让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度过4年，就此奠定了我选择编辑道路的坚实基础。我沿着这条路走了几十年从没回头，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李昕说。

　　与珞珈山的这段缘分，其实还有些曲折。“我算是降生在书院里的孩子，从小就跟清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李昕的父亲李相崇教授，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他的母亲也在清华工作。他3岁上清华幼儿园，7岁上清华附小，13岁时考上北大附中。原本一路顺风顺水，却未承想，1969年，命运安排他去到吉林农村插队。

　　“在此之前，我曾在北大附中图书馆里住了一年多，其间读了不少外国小说，《海底两万里》等都是那时候读的。下乡时，我专门弄了一个木箱子，‘趁便’从图书馆带走了大约20来本书，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说到这里李昕还有些不好意思，“这些书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在乡村的文化需求，但我当然知道，这样把书带走是不对的，所以40年后我在三联书店工作时，专门拿出了自己的六大箱子1000多本藏书捐赠给母校北大附中，算是将功补过，了却一桩心事。”

　　在东北，李昕先在农村待了5年，后来被吉林省哲里木盟教育局教育科调去做干事。1978年，以当地招生办工作人员的身份，他突击备考文科，以超过高考重点线20多分的成绩，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

　　李昕笑道，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迅速回京，打算给父母一个惊喜，“没想到，对父亲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当他听说我考上的是武汉大学，连连说‘武大，太好了，我当年也想去武大’！原来，1952年院系调整时，父亲为了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外国文学专业，曾经报名调往武大外文系，但未获批准。我考入武大，算是解了父亲的一个心结。”

　　做书

　　大家引路，把事业变成了热爱

　　进入武大时，李昕已经26岁了，他比同学更有一种紧迫感，也更珍惜在大学的每一天。“1982年毕业分配时，我的学习成绩全班第一，还是班长，系主任希望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还承诺一年后送我去美国留学，但当时我的父母已近70岁，而且我在北京有女朋友，他们都需要我，所以我决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

　　回京的选择也很多。他回忆，当时可以做公务员，也可以去新闻、出版、大学等单位。“在评估了一下自身条件后，我觉得我可能做学问有欠缺，如果一个人的才能要以‘才’‘学’‘识’来衡量，我觉得我的‘学’不够，学识基础不够厚实，因为我是被耽误的一代人，到二十几岁才恶补知识，底子不扎实。我同学里面，后来当了中共党史专家的陈晋、杨胜群，当了知名学者的於可训、乔以钢等等，他们当时读书就比我多。那如果是当作家、记者呢，我也不行，我的同学里有好几个作家，我知道自己的才华不及他们，差距太大了。”

　　一番分析后，李昕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有多年的社会经验、思想比较成熟，于是他选择做文学编辑，“因为做编辑需要一种对作品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依赖社会经验和成熟的思想的。这就是‘才’‘学’‘识’中的‘识’，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输给其他同学。所以我选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学校也同意了。”

　　一开始，单位安排李昕做行政工作。“这绝不是我的理想。”如今再次谈及往事，李昕依然感慨，“还好我得到了许多前辈指引，他们都是文化出版界的前辈大家。”

　　人文社时任总编辑，诗人、翻译家屠岸就是其中一位。在李昕的印象中，屠岸面容很和善，是个谦谦君子的模样，于是，虽然并未打过交道，他还是决定去求助。

　　“有一次到食堂吃饭，我凑到他的桌子上，恳求他给我一次做编辑的机会。我说我知道在人文社做编辑不容易，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但我希望有一个机会尝试一下，能够给我3年时间，如果最后证明我不行，那么我改行。屠岸认真听完，伸出一个手指头，说‘一言为定’，这4个字，决定了我的一生。”

　　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星汉灿烂。李昕回忆，身为编辑，不仅面对的作者多为文坛耆宿、名家大师，编辑部同事也名流云集，除了屠岸，还有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楼适夷等“一代名编”都没退休。

　　老前辈们的德行让他受益终身，“他们告诉我，编辑做书最重要无非就两条：一是编什么内容，你就得关注什么，要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就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

　　他永远记得，进社之后的第一堂编辑课，就是韦君宜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这句话来自她当小编辑时，总编辑胡乔木对她所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君宜说，胡乔木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她当然有机会选择当官，但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不后悔，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这几十年，我也有很多机会重新选择，但每到关口，就会想起这句话，就会只想一辈子做编辑，一辈子做书。我也的确不后悔，这样坚持几十年下来，我觉得编辑这份事业，已经成为我的热爱，编辑工作让我收获颇多，并且，我自认并未虚度此生。”

　　写书

　　留住记忆，以好书为时代作注

　　2014年，李昕从三联书店退休，但他退而不休，而是很快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出任特约编审，在每周一、三、五去出版社工作，这一干又是8年。

　　“所以严格来说，退休后这11年，真正全身心投入写作，可能还是最近3年。”这些年，他陆续写作出版了《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日子》等十余本书，备受关注和好评。

　　“我的书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做书》《今天我们怎样做书》，这些属于讲演录，主要给出版社编辑以及高校编辑学的学生上课使用；《翻书忆往正思君》《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等，属于人物随笔，回忆了我跟很多前辈的往事；《一生一事》是个人回忆录；《百年家事》则更近于一种非虚构的家庭历史叙事。”李昕说。

　　年逾七旬依然笔耕不辍，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一方面，我是武大中文系78级科班出身，我们这代大学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对于文字，对于写作，一定是有一种执念的；另一方面，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故事，写下这些故事，既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我想，对于其他读者，也或多或少会有所启示。”

　　以《一生一事》为例，这部作品原本是李昕送给自己的70岁生日礼物，“我没想到的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前辈在读过《一生一事》后告诉我，‘你这本书特别应该推荐给大学生们，让他们看看，你们这代人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关口，如何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反馈对我而言特别宝贵，让我看到我的文字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上，读者们普遍认为，除了能给自己以启示，李昕的作品的重要价值，还在于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记忆为时代的一个侧面写下了文化注脚。几十年来，他的编辑生涯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与王蒙、王鼎钧、梁凤仪、杨绛、王世襄、冯友兰、齐邦媛、杨振宁、刘梦溪等多位名家结缘。他的身上除了有三联传统的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理念之外，还有知识分子的道义与担当、激情与理想。

　　“我始终认为，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无论是做出版人，还是自己写作，我心目中都有一个远大理想，那就是用好书去记录时代，用好书来参与、推动历史的进步。”谈及此，李昕回忆起了《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这本书是我在三联时引进的，曾获‘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等10余项大奖。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写这本书，傅高义先生花了整整11年，在此期间，他每天工作不少于10个小时，我算过，总共下来至少是4万个小时。除了搜集浩瀚史料，他还进行了海量的独家采访，受访者超过300人。他的精神点燃了我心里发现好书、写出好书的激情，这种激情，将永远激励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