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命运的运行是事件发生的本身，也是时代进程中编年史的落脚点。这是我看了历史性叙事书籍《王氏之死》产生的想法。

　　美国诗人詹姆斯·梅里尔说：“逝去的，被埋葬了吗？还是又一块缺失的碎片？”很显然，历史学家史景迁（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用他的方式从大量的史料中捡拾散落的历史碎片，缝补1668年到1672年间发生在山东郯城人身上的故事，为我们钩沉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切片，让我们从中去认识、感受和体悟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中不可抹掉的事实。

　　《王氏之死》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一种叙事文本，使人读来轻松易懂、易记，不像学术性太强、太专业化的历史读物那样呆板，但却是在尊重历史、书写历史的情况下展开的。据附录，其参考文献达56种之多，注释数百条之多，从这里可以看出，史景迁在动笔之初是做了大量的考证和功课的，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王氏之死》的写作，史景迁是持悲悯情怀的，在还原一些故事的情况下，揭示了清朝时期的平民、小人物，在政治境况和自然境况双重盘剥之下的艰辛苦难程度，且在女性身上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

　　史景迁在序里说，《王氏之死》是在4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写作的。一次是“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一次是“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一次是“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还有一次是“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选择逃离郯城”。就本书的组成部分看，书名为何叫《王氏之死》？正如史景迁所言：“本书始于妇人王氏，自然也终于王氏。”也就是说，他写这本书是因黄六鸿记录的“妇人王氏”的故事触动了他写作的动机，“她引我进入郯城，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悲痛，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影响力和权力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

　　郯城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据1668年任郯城知县的冯可参，1670年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编纂的《郯城县志》，以及黄六鸿卸任后的回忆文章显示，郯城在天灾（地震、蝗虫、洪水、雪灾等）、人祸（白莲教、土匪、清军入关等战乱）面前，地震死之，匪患、兵乱杀之，无食饿而死之……“四年之奇荒，七年之地震，田禾颗粒无收，人民饿死大半。”有因无法生存而自尽的，也有因生存而卖妻卖女的。尽管在如此条件下，赋税、兵役的摊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成为悬在郯城人民头上一把血淋淋的利刃。本就势弱的女性群体，在这样的境况下就更不值一顾了。

　　《王氏之死》引用了蒲松龄《聊斋志异》里如《盗户》《上仙》《偷桃》《绛妃》《促织》《绩女》《细柳》等故事。借他收集的来自亲友讲述、游历见闻的民间轶事，为《王氏之死》的写作铺陈肌理。这些奇异非凡、奇思妙想的故事，从表面上看，史景迁对它们解读阐说，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反证的手法来证明是时大环境下平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用这种状态来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也用这种方式让那一时期发生在郯城人身上的故事活泛起来。

　　《王氏之死》涉及的妇女故事不只是王氏，作者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当然，多数是借了蒲松龄之手，也深入到了大清律例的底色。如，“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也因这些条例给成了寡妇的妇人带来了悲惨的命运。族人会想方设法让守寡的女人改嫁，以期获得本该属于她的财产。更有甚者，用计谋杀掉守寡妇人和妇人的孩子来占有其财产。如《郯城县志》有简短传记：“是时，家业尽空，兵荒盗起，人无宁居。氏以弱孀幼子，孤伶苦守。族人又逼嫁而谋其产。氏毁容破面，死不再适。”诸如此类，无一不彰显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弱肉强食的本色。

　　作为一位外国汉学家，史景迁站在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挖掘王氏所代表的广大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能看出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这是他试图跨越历史与文化的鸿沟，以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中那些被忽视的平民、小人物的温度。

　　《王氏之死》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历史读本，作者用严谨的笔触挖掘史料，借《聊斋志异》故事里的奇幻，为我们与彼时的平民和小人物之间搭建了一个通道。其用笔是理性与悲悯、事实与想象、沉重与浪漫相互糅合、相互渗透的。他用层层剥茧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清朝时期郯城人民的情状。彼时政治与经济、自然与人文、朝堂与民间、男性与女性等之间的关系具现，如亲见般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