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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03 月 16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首次用小说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叙事,《国宝》作者祝勇说——
读懂故宫,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

  祝勇。孙佳妮 摄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公元1933年2月5日。”

  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失控”,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合流。他们的人生,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

  那未知的旅程,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1933年2月,山河飘摇之际,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开始漫长的迁徙。

  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是年春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展开了长篇小说《国宝》的叙事,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近日,祝勇接受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他说:“素以坚韧、忠勇著称的重庆,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记忆重构

  “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

  “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踪影。”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旧宫殿》出发,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20余年来,“故宫”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

  “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两年前,祝勇以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如今,两卷本的《国宝》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万余箱,分批南迁:文物被运离北平,先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这场历时20余载、横跨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基本完整保存。

  “站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已漫漶不清;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因此,不断书写,很有必要。”祝勇说,非虚构作品完成后,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

  聚焦个体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

  过去20多年里,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他认为,散文更多要依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小说则要讲求叙事,在叙事之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要贴着人写,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人物主角?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知识分子、工友中寻觅,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

  小说《国宝》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十数年间,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

  重要节点

  “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坚实支撑”

  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的景象。

  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祝勇曾多次到访重庆。在他看来,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国宝》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1937年,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开始分成北、中、南三路进行西迁。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经过武汉,抵达重庆;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向南经过长沙、桂林,再抵达贵州。但随着战局的发展,重庆、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大轰炸,所以,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继续西迁到了乐山,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抗战胜利后,北,中,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然后,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所以,在故宫文物南迁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里,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祝勇如是说。

  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随即笔锋一转,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轰滥炸的屠杀?“这是有意为之。”祝勇说,重庆自古为长江上游重镇,烟火繁盛,小说进入重庆,通过勾勒普通国人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表达了对侵略暴行刻骨铭心的痛恨。”

  书中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还写了四川嘉定(今乐山)大轰炸。祝勇颇为感慨的是,面对战火,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坚强乐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我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切身感受,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但另外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营业,还在卖包子、油条之类食物。还有在一片废墟里,重庆人还在打麻将。你看,炸归炸,日子还照常得过。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祝勇注意到,重庆不久前提炼出“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他认为这一表述语高度契合重庆的城市特质,承载往昔,映照未来,概括了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风骨与灵魂。

  以史为镜

  “回望九死一生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流亡路’,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文物有情,文脉相牵,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祝勇看来,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以史为镜”的意义,“文物南迁九死一生,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回望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流亡路’,不单对故宫人,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以《国宝》为题,祝勇全力以赴,孜孜以求,以该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祝勇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人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岁月交替,文脉赓续,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他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从2002年的《旧宫殿》算起,《国宝》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20余年,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祝勇构建起的“纸上的故宫”,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如今,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我大学毕业留京工作,经常逛故宫,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渐渐地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祝勇表示,“从器物、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读懂了故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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