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

祝勇。孙佳妮 摄

　　“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公元1933年2月5日。”

　　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失控”，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合流。他们的人生，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

　　那未知的旅程，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1933年2月，山河飘摇之际，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开始漫长的迁徙。

　　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是年春天，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展开了长篇小说《国宝》的叙事，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近日，祝勇接受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他说：“素以坚韧、忠勇著称的重庆，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记忆重构

　　“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

　　“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踪影。”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旧宫殿》出发，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20余年来，“故宫”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

　　“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两年前，祝勇以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如今，两卷本的《国宝》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1.9万余箱，分批南迁：文物被运离北平，先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这场历时20余载、横跨10余省市、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基本完整保存。

　　“站在今天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已漫漶不清；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因此，不断书写，很有必要。”祝勇说，非虚构作品完成后，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的脉络叙述，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

　　聚焦个体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

　　过去20多年里，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他认为，散文更多要依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小说则要讲求叙事，在叙事之上，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小说要贴着人写，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细节纷纭，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人物主角？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知识分子、工友中寻觅，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

　　小说《国宝》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十数年间，过长江、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

　　重要节点

　　“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坚实支撑”

　　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的景象。

　　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祝勇曾多次到访重庆。在他看来，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国宝》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1937年，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开始分成北、中、南三路进行西迁。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经过武汉，抵达重庆；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向南经过长沙、桂林，再抵达贵州。但随着战局的发展，重庆、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大轰炸，所以，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继续西迁到了乐山，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抗战胜利后，北，中，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然后，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所以，在故宫文物南迁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里，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祝勇如是说。

　　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随即笔锋一转，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轰滥炸的屠杀？“这是有意为之。”祝勇说，重庆自古为长江上游重镇，烟火繁盛，小说进入重庆，通过勾勒普通国人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表达了对侵略暴行刻骨铭心的痛恨。”

　　书中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还写了四川嘉定（今乐山）大轰炸。祝勇颇为感慨的是，面对战火，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坚强乐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我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切身感受，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但另外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营业，还在卖包子、油条之类食物。还有在一片废墟里，重庆人还在打麻将。你看，炸归炸，日子还照常得过。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祝勇注意到，重庆不久前提炼出“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他认为这一表述语高度契合重庆的城市特质，承载往昔，映照未来，概括了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风骨与灵魂。

　　以史为镜

　　“回望九死一生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流亡路’，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文物有情，文脉相牵，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有鉴戒、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祝勇看来，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以史为镜”的意义，“文物南迁九死一生，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回望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流亡路’，不单对故宫人，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以《国宝》为题，祝勇全力以赴，孜孜以求，以该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构。祝勇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人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岁月交替，文脉赓续，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他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固化。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从2002年的《旧宫殿》算起，《国宝》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20余年，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祝勇构建起的“纸上的故宫”，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如今，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我大学毕业留京工作，经常逛故宫，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渐渐地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祝勇表示，“从器物、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读懂故宫。读懂了故宫，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底’，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