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读到一本“奇书”——邓新民先生的《乌台诗案引论》（重庆出版社2024年出版）。

　　这是一部以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大书，这在中国文学史苏轼研究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作者与共和国同龄，在网络传播和数字图书馆领域里多有建树。就是这么一位研究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热心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的专家，几年之间却变身中国古典文学史的研究者，写出了这部洋洋洒洒42万字的《乌台诗案引论》。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源于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给皇帝上了一则谢恩表，后被监察御史何正臣指认其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指控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进而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的冤案。由于御史台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史称“乌台诗案”。这是研究苏轼和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一大课题，古往今来论著汗牛充栋。

　　一般而论，在这个领域里要想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需付出经年累月，甚至皓首穷经的努力。然而，邓先生这么一个古典文学史的外行，却在几年间弄斧班门，成就卓然。

　　这，全拜新科技所赐！

　　通观全书，这是一部交叉学科的著作：既是运用互联网思维研究古典文学史上乌台诗案的新作，又是在古典文学史研究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研究而形成的新作（充分运用网络搜索功能，巨量地占有资料），充分显示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已经可以运用它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了，“数字史学”似乎已见端倪。

　　该书之“奇”一，在于运用信息技术，几乎穷尽了乌台诗案的古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成果。该书是从10个方面组织的关于乌台诗案论述的引文集合。全景式地展示了以苏轼为主角的乌台诗案这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公案全貌。这样的成就是传统的靠人力寻章摘句研究方式所力不能逮的。

　　该书之“奇”二，提出了“古代自媒体”的创新观点。自媒体是学者们分析博客发展时引入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进入门槛低，可以自由选择。作者在研究乌台诗案时发现，涉案的诗文大部分不在弹劾者提供的印刷文本中，主要来源于传抄件。作者发现除了“正规”的传播渠道之外，民间还有进入门槛低、可以自由选择的其他传播渠道，比如口头传播、传抄和题壁，其本质与现代的自媒体是一致的。作者据此提出了“古代自媒体”这一概念，并引述了大量涉及苏轼应用古代自媒体的资料，创新性地搭建了一个研究古代自媒体的框架。作者进而指出，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于古代自媒体的管理，至迟在周代就有利用自媒体了解民情，引导舆论的“采诗”制度，此后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有管理自媒体的法律条文。

　　该书之“奇”三，以“引论”的方式研究古典文学史。这种命名为“引论”的写作方式，类似于文摘和综述而又与之不同，是按一定观点组织起来的某专题众多论述的引文集合。在作者看来，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一部研究乌台诗案的学术专著并不难。但作者发现，所见史料中一些呈现矛盾状态的学术讨论，源于对相关领域的文献、史料的掌握远远不够，便想到用“引论”的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快掌握相关领域，特别是前沿状况的快车道。这种写法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景，让读者比较容易地看到全貌，提供一个看到全貌的快车道。为了全面了解苏轼，作者制作了苏轼全集的纯文本文件，编制程序统计出了苏轼全部诗文中运用的不同汉字个数为6200余字。结论是，这是个用字数量超过一般中文写作的大家，如前辈杜甫使用汉字约为4500个。作者编制了较为完整的中华成语电子表格，统计出以苏轼诗文为源头创生的成语数量在400个以上，这个数量在中文写作大家中也是非常靠前的。

　　二是聚焦，通过适当编辑显露社会记忆中容易忽略部分。有些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一边倒的意见，将一些可能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淹没掉，使后来者可能不知道这些不同意见。作者搜集了相关的全部文献，逐一摘录编制电子表格，发现在找到的近200篇论文中仅有少数几篇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言之成理，但有被淹没之势。如，在既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轼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但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其“经济上也看不出十分拮据”。经过信息统计方法后，认为苏轼“夸张地称穷”，“无非是为了取得最高统治者的怜悯和朝野舆论的同情而已”，提出了这一容易沉没的观点。

　　三是交合，通过文献内在关系揭示创新可能。现在经常提到的“共词”实际上就是将信息放在一起，发现其内在的联系，进而发现新的关系，提出一些表现这种新关系的理论和概念。而适当的文献编辑整理方式可以为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便利。

　　总之，这是一个学者运用新媒体、新理念、新技术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典文学史的一个成功尝试，开辟了苏轼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我想，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爱好者、写作者，都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在DeepSeek等人工智能模型横空出世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傲然屹立于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