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所著的《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当代中国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强调了县中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到今天县域高考竞争的最佳层级，它能够比较好地满足县域内学生家庭低成本参与高考竞争的需求。

　　在我国，高考分省组织，虽然有些省份采用一模一样的试卷，阅卷要求相同，但是大学招生却是按省分开运行的。这意味着，每个高考考生是与自己同一届的省域考生竞争。由此推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一个省域内的高中，也存在竞争关系，而市、县政府要取得教育方面的政绩，也需要为此精心组织来应对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的头10年，很多省份都涌现出除了省会城市以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一些县区的中学，他们成为高考竞争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佼佼者，培养的孩子通常被称为“小镇做题家”，这也就是教育研究者所称的县中模式、县中崛起。

　　一直以来，很多教育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县中模式、县中崛起的现象给出的评价都不是太高。因为县中模式必然意味着应试竞争，这当然跟专家们想要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形成明显差别。不仅如此，集全县之力打造一两所明星高中，往往意味着其他高中、职中在县域内成为低人一等的选择。

　　但是这些批评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县中模式的重要价值——县中总体上向一个县域内有能力、有学历，有望在高考竞争中取得好成绩的孩子开放，而且满足大多数学生低成本参与竞争的要求，学生家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很多县域甚至乡村的孩子可以首先在小升初的选拔中进入县中初中部，然后经由中考筛选进入县中，经过三年或四年（包含一年复读）后考进名校。

　　县中模式、县中崛起的现象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经走向终结。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省会城市以及省内较发达地级市的重点中学、民办及公办的教育集团开始掐尖招生，跨地域吸收本市本地以外的优质生源，还以丰厚的薪酬待遇吸引县中优质师资。这种情况下，县中几乎无力抵抗，过去能够每年产出一两个甚至10来个清北生的盛况不再。

　　县中被双重掐尖，这使得其教育产出显著下降，如本书作者所说，这也意味着县域教育的口碑整体下滑，这无疑加速了本就在快速进行的县域社会和经济衰退，加剧了人口流失，一些绩优生甚至成绩相对平庸的孩子也被父母安排到省城就读名优学校。围绕这类名优学校，还出现了陪读经济。

　　关于“县中衰弱”，本书没有停留在展现问题上，而是进一步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如书中指出，省城、发达地市的超级中学崛起，县中衰落，此消彼长之间，全民教育焦虑非但没有如当初那些教育学者、社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消退，反而变得更为突出。这种变化本质上反映出教育资源、上升空间和机会分布的进一步不均衡。

　　这也是为什么在县中衰落以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到省城名优中学就读的孩子，在弱化的县中乃至乡镇中学，更快地放弃了对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尚存希望的孩子和家庭，就必须基于更强的焦虑，卷得更加厉害。

　　在县域人口大量流失，绩优生不断流向大城市名优中学，县中优质师资也在流失的情况下，留在县城、县中的孩子只能华山一条路，致力于增加应试练习。简而言之，就是用更多的时间、更高的训练强度，希望获得相对良好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样的卷，被纳入到普遍内卷快速升级的进程中，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县中还流失了绩优生和优质师资。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直到今天，很多省份的地级市为了履行基本的教育政绩责任，也为了挽回因县中崩溃导致的教育口碑受损的形象，开始模仿省会城市的办学模式，一方面大力培养名优市中，集全市之力办好一两所中学，以期在高考竞争中“刷”出几个清北生；另一方面扶持民办高中教育集团。如本书中所说，这些做法对于县中衰落的局面于事无补，但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市级政府创造教育政绩。

　　同时，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作者对县乡孩子命运的牵挂让人动容，对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思考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