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89—1994）《战争和人》，是作家王火创作的长篇小说，1987年—1992年分为三部出版，1993年首次结集出版。全书以三部独立却又互相联系的小说构成三部曲的形式，可以独立成文，也可首尾相衔。小说以国民党上层官员、法学权威童霜威及其儿子童家霆的家庭变故和人生遭际为主线，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半个中国的全景画卷。全书结构宏大，心理描写丰富细致，情节引人入胜。

　　题记：外侮内患，官吏昏聩；历史镜像，人生选择。

　　生命、生存、生活，这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逻辑关系。生命得以延续，才能拥有生活。生存，则是生命和生活的桥梁，需要方法手段，需要凭借依靠。生存质量如何，将影响到生命长短和生活质量。

　　生命的意义体现在生活的过程中，人类也一直行走在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过，人类的生活有太多惨痛的经历，战争、饥饿、疾病、天灾等等，都曾夺走过无数生命，让太多人过着苦难的生活。其中，战争是人类因为仇恨和掠夺造成的悲剧，是阻止人类通往文明的绊脚石。

　　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有很多，但人类依然没有真正吸取战争的教训，外面的世界仍有炮火轰鸣，依然有太多人活在兵荒马乱之中。人类无法走出这种血与火的困境，或许就是没有真正读懂生命、生存、生活之间的价值逻辑。

　　作家王火的《战争和人》，就是通过展现战时各式各样人物的微观日常生活，来讲述战争吞噬良知、泯灭人性、毁坏文明的罪恶。王火这样强调：“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

　　不得不说，有太多的战争题材作品，都在选择宏大叙事，偏离寻常生活；都习惯于书写“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一将”风采，忽视对“万骨枯”的生命悲悯。还好，王火的《战争和人》没有掉进这样的窠臼和偏狭，而是选择“小切口、大框架”，着眼于生命、生存、生活本身。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人性角度，才是文学的正道。正如王火所说：“有时候, 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

　　在某个历史节点，有时还真不是某个作家辜负了某个时代，而是某个时代辜负了某个作家。今年，王火正好百岁。回首百年人生，王火在黑暗年代遭遇过各种打击伤害，在思想解放年代又迎来了人生辉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王火就开始构思创作《战争和人》。在生活困难年代，他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终于完成120万字的初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然而，十年浩劫时期，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王火也因此遭到无数次批斗。心灰意冷之下，他把这部凝聚了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潮流涌动，王火决定重写《战争和人》。完成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之后，王火因为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头撞到钢管上，造成脑震荡、颅内出血和左眼失明。在只能用一只右眼的情况下，他坚持完成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直到1992年，长达160万余字的长篇巨著《战争和人》三部曲才完整出齐。1997年，《战争和人》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部作品，耗时半生；生命如火，烛照未来。

　　王火是复旦大学新闻系1948年毕业生。当时，复旦新闻系的系主任是将《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的陈望道先生，教授有储安平、赵敏恒、萧乾等人。王火非常渴望能像老师萧乾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记录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萧乾强调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储安平教评论写作时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王火的写作。王火还是中国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记者，他采访过三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战争和人》中的庄嫂原型，就是身上被日军刺了72刀宁死不受辱的李秀英。《战争和人》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细节描写，也被读者普遍认为极具心灵冲击力，这与当年王火的新闻学习和采访经历大有关系。

　　《战争和人》在文学界获得很多激赏，其中就包含对作家人生和作品质量的双重认同。在王火创作生涯80周年座谈会上，评论家李敬泽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也满怀敬意地说，王火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可以深刻留存于民族记忆中的一部卓越作品。”作家施战军认为，《战争和人》是“把国难写到了肉体和灵魂之中”的好作品；评论家谢有顺说：“像王火这样的老作家，是真正被使命感所催迫而写作的。使命感对他不是空话，不是口号，而是心里面真有一团火在燃烧。”可以肯定地说，《战争和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发现价值的作品。阅读这样的作品，有助于通过历史的镜像，回望先辈们的人生，看清社会的真实，更加智慧理性地面对未来。

　　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有时被称为新时期编年体小说，有时又被称为游记体小说。原因是由于这部小说既是按照时间进行线性叙事，也是按照空间移步换景。小说时间线是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每个章节都有明确的时间提示；小说根据主人公的生活轨迹，空间变换频繁，包括南京、苏州、武汉、香港、上海、重庆等地。作者详细描写了所经之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街道店铺、社会百态等，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让作品展现出“游踪、景观、情感”这些显著要素，故而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是游记体小说。

　　当然，这样的叙事结构，相对来说较为传统，甚至略显机械单一。过多的历史掌故和民俗见闻，尽管给小说增添了不少知识和诗情画意的氛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叙事节奏，容易带来阅读疲劳。作者还以大量笔墨对以前经历进行回叙，有时给人拖沓之感。除了叙事结构较为呆板外，作者又过于执着于自身经历和政治主张，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上缺乏足够的平衡，在政治表达上过于直白裸露，弱化了作品的文学价值。此外，一些语言表达缺乏活力，有时过于追求“雅化”显得不太协调，语言修辞运用也存在一些明显错失。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这部作品的文本价值和审美体验。

　　或许也正因如此，相关阅读调查显示，相对于同届茅奖作品《白鹿原》的持久火热，绝大多数读者甚至表示对《战争和人》“一无所知”。当然，出现如此冷遇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王火本人不签售，不做报告，对这部作品缺乏推广。而且，这部作品篇幅过长，文本表达与题材内容与当下读者审美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偏离。

　　尽管如此，这部关于“人”在战争年代的成长小说，在今天仍有着很多值得被重新发现的价值。正如萧乾这样说：“作者紧紧抓住了历史的脉搏，生动地再现了昨天。同时，我们也可以借这面明亮的镜子，检视一下今天。因为今天毕竟是昨天的继续。”

　　这部小说围绕国民党高层官员、法学权威童霜威和儿子童家霆在战时的人生经历，来反映战争对人的生活影响，来展现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抉择。主人公童霜威面对国民党内部格局变化，面对国统区官吏昏聩腐败和派系斗争，在人生选择上一直处于游移不定状态，既想“经世致用”，也想“隐居避世”；既要“明哲保身”，又要“文人风骨”。如此“既要……又要……”，让他只能处于一种身份边缘和价值借位的人生状态。

　　比如，童霜威对革命充满恐惧，与投身共产党的前妻柳苇分道扬镳。柳苇被杀害后，他不仅拒绝收尸埋葬，还烧掉对方遗物，之后又怀念着柳苇的美好品格。童霜威续娶的妻子方丽清庸俗跋扈势利，但因为出身富家和青春美艳，童霜威不仅自己贪恋不舍还试图劝说儿子接受继母。妻弟柳忠华在他人生关口不断帮忙指引，但童霜威又因“怕受牵连”而刻意远离。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童霜威长期处于矛盾和挣扎的状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子童家霆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经历了战争和生活的磨难洗礼，在母亲柳苇和舅舅柳忠华等人的价值感召下，渐然融入革命风潮，坚定地走向光明。在童家霆的引导和推动下，童霜威才渐然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慢慢开始摆脱“局外人”的身份，渐然理解儿子的信仰和追求。不得不说，类似这样的“成长”是艰难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价值观决定生活方式。越是在战乱年代，越是需要很多人觉醒。诸如“爱国”“忠诚”“背叛”“斗争”之类大词的价值内涵，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发出这样的呼唤：“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觉醒年代的生活选择，不妨就从“爱具体的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