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古称延江、黔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支流的第一大河，其流域跨云、贵、渝、鄂四省市。由于流经今遵义、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等地，故乃贵州省域内第一大水系，堪称“黄金水道”，历来为中原腹地沟通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在云贵地区汉夷互相涵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云贵高原原本是君长以什数、百数的“西南夷”故地，汉代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在行政上的核心体现为郡县制的推广。云贵高原目前已发现大量与汉代有关的考古遗存，汉文化与“西南夷”土著文化遗址、墓葬丰富，其中贵州尤以乌江流域为多。可以说，汉王朝通过在云贵地区置郡县、建城邑，深刻改变了包括夜郎、滇、漏卧、句町等在内的“西南夷”边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面貌。

　　目前云贵高原所见汉代墓葬和遗址，多发现于贵州的毕节、安顺、贵阳、黔西南和云南的昆明、曲靖、昭通乃至滇西的保山等地，大体为汉代犍为、牂牁、益州、永昌郡。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报告或简报，包括赫章可乐粮管所遗址（汉代犍为郡汉阳县县治或都尉治）、安顺宁谷汉墓、清镇、平坝汉墓（牂牁郡治）、黔西市（牂牁郡鄨县）、兴仁县（宛温县或谈指县）、昭通昭阳诸葛营城址（朱提县治或犍为属国治所）、晋宁河泊所遗址（益州郡治）、保山汉营城址（汉代永昌郡郡治）。特别是近三四年间，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最新出土“滇国相印”等封泥和简牍文书，与上个世纪50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相互印证，并与城墙、建筑、道路、水井等遗存一道证实了这个城邑是战国至汉代滇国的国都和益州郡治所在。其中，出土的837枚封泥中还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官印封泥，涵盖了益州郡24县中的20个地名；带字木牍残片约1066枚，已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内容，以及“益州”铭瓦当等，深刻反映了郡县制在云贵高原推广后的具体行政管理内容。2022年，云南昭通诸葛营村的朱提故城遗址考古发掘确定了朱提故城的四边城墙和城壕位置，发现了西城门等重要遗迹，出土竹木简牍、瓦当、铜器、钱币、玻璃器、炼渣和陶模等一批重要遗物，对深入认识汉晋时期朱提郡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加上保存较好的保山古城，处于云南的郡国一级城邑的基本布局和文化面貌及其功能日渐清晰。

　　乌江流域的贵州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和川渝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贵州地区郡、县两级城邑的地理位置，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乌江流域，包括黔西北的赫章可乐、黔西的安顺、清镇平坝地区、黔西南兴义、兴仁等地。鉴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等级的城邑或聚落与不同等级墓群在空间位置上存在对应关系，就是一定城邑规模的反映。贵州地区汉代遗迹发现主要以墓葬为主，结合史料，可以据以探讨汉代贵州地区城邑地望与规模。目前比较清晰的是：根据毕节市赫章可乐墓地、粮管所遗址、辅处遗址的出土材料，包括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和“建始”铭瓦当等，可以判断可乐地区应是汉代犍为郡汉阳县，后为犍为属国汉阳县。通过出土的大量铁质兵器，更进一步推定汉阳县可能是犍为南部都尉治所，是汉王朝管理夜郎故地的重要军事单位。安顺宁谷的城邑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汉墓群中甚至出土有木牍，从而也可以判断出汉代牂牁郡夜郎县的地望当在宁谷地区。兴义、兴仁存在着庞大的汉墓群，从已出土遗物特别是为豪民大吏随葬的铜车马来看，兴仁可能是汉代宛温县县治所在。

　　汉代云贵地区的这一批城邑遗址作为郡、县两级行政中心，不仅是中央王朝治理体系深入云贵高原的反映，也是汉夷间互相涵化关系的反映，但主流无疑是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对强势的汉文化的接纳和融入。通过墓葬数量和分布观之，云贵地区大部分郡县城邑遗址附近都分布有汉墓群或者土著墓葬，区别在于等级不同、墓葬数量和集中程度不同。安顺宁谷龙泉寺遗址东、南和西南向的大寨、上苑、龙滩、潘孟、白泥、沙坝、宁谷以及跑马地考古调查发现的数百座汉代墓葬，说明安顺宁谷地区作为汉代牂牁郡郡治，其人口密集，经济文化更加繁荣；黔西地区汉墓主要围绕甘棠一地分布，汉墓数量相对减少，城邑规模和等级依次递减。

　　总的来看，汉武帝开发西南夷，首先进入的即是“南夷”大君长所辖的夜郎故地。除了五尺道、牂牁道（夜郎道）、西夷道等陆路交通，从长江水系来看，借助乌江水路逐步进入“西南夷”地区亦是这条“黄金水道”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设置郡县，营建带有城垣的城邑，同时推动汉人南迁，使得汉人进入西南地区的路线也成为武帝由黔西至滇东的征服路线。由于乌江的存在，汉王朝中央政权进入贵州更为便捷，贵州地区可能较云南汉化更早、程度更深。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先生于《治学杂语》中也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笔者认为，长江文化大的波澜和转折处就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和区域文化多样性走向统一性的趋势中。其中，乌江流域的汉代郡县城邑遗址就反映了这一点，从而构成了体现长江文化一个面相的重要物质遗产。而汉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文治武功，自然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当然，从探究长江文化、长江文明的角度来说，云贵高原汉代城邑遗址的考古发现和材料发表还存在着不足，应该紧紧跟上“考古中国”的步伐，深入、细致、全面地推进田野考古工作，更好地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