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文明这个大整体中，滇文化区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至1953年，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昆明市面上先后购得铜兵器10多件，有戈、矛、剑、钺等，制作古朴。不久，孙太初先生碰见了晋宁籍的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方先生说，抗战时期，在他的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石寨山一带发现过一些青铜器，这些东西被当地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于是，1954年10月，云南省博物馆派工作人员到晋宁调查。经过认真调查，终于找到了器物出土地点—石寨山。当时，老百姓还能详细说出古物出土情况，博物馆的同志也征集到铜矛、钺各1件，形制和风格同买到的完全相同。

　　1955年至1996年，晋宁石寨山墓地经过五次考古发掘，清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86座，共出土器物5000余件，包括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玛瑙等。青铜器造型、纹饰图案精美，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反映出古滇国的社会生产水平。其中1956年的第二次发掘，于M6号墓葬中发掘出土一枚“滇王之印”金印，实证了《史记》对古滇国记载的真实性。记载中的古滇国，就在滇池南岸，滇人居住地和益州郡址肯定离石寨山不远。石寨山墓地的考古发掘，因其发现的重要性而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965年9月，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被派到江川县农村工作，正值大搞农田基本水利工程建设，其间龙街乡早街村后的李家山有部分青铜器出土。1972年1月18日，江川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由省博物馆主持发掘。本次发掘区在顶部平坦区，直到5月中旬全部结束，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遗物1300余件。这批墓葬全部为竖穴土坑墓，墓室结构和葬式也大致相同，但各墓室的大小及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则有显著差异，依据这些方面的差别，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三类。

　　1991年初，早街村村民在李家山西南坡上采挖硅酸盐矿，又出土部分青铜器。为防止李家山墓地再遭破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溪市、江川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第一次发掘区周边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1991年12月开始至1992年4月结束，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清理墓葬58座。发掘表明李家山山顶部及南坡属贵族墓区，西南坡为平民墓区。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铜器近2395件，有生产工具、兵器、葬仪和仪杖器、装饰品及其他；铁器和铜铁合制器340余件，主要有生产工具和兵器；竹器、漆器73件；金银器约6373件，重9000多克，可大致分为兵器饰品、佩戴饰品、“珠襦”饰品等；玉、石器约20667件，大致可分为玉器、石器、玛瑙器、绿松石、琥珀、水晶器、蚀花石髓珠、琉璃器等，器型有镯、玦、牙形饰、管、珠、坠、杆、扣、纺轮等，还有数以万计的琉璃珠（大多为扁圆球形，少数为圆环和短管状）。

　　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发现李家山墓地延续使用时间长、墓葬多，墓群的分布以山脊顶部的墓葬年代为早，周围地势较低的墓葬年代则相对较晚。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随葬品的组合变化以及部分器物的演化将这批墓葬分为四期，年代大致为战国末至东汉前期。

　　两次发掘的大型墓葬，应为西汉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以后所埋葬，从墓坑尺寸大小、葬式、随葬品丰富程度看，超过了西汉早期的同类型墓葬。表明设置郡县后，外来文化对滇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墓葬随葬品里有中原传入的“汉式”器物或仿“汉式”器物，以及一些“汉式”葬俗，但随葬器物的主体还是滇人传统文化器物。此时，滇国的上层统治者们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滇文化延续到东汉前期，之后就突然消亡。

　　李家山墓地的两次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其文化面貌同石寨山基本相同，高等级墓葬规格也相当，墓葬保存状况较石寨山完整。李家山墓地的发现与发掘对研究滇文化的起源、西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滇国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滇国的范围、滇国的社会形态及变化和衰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因为他们的发现，才能在各研究领域产出较多的成果，一点一点地揭开古滇国的神秘面纱，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滇国的社会面貌提供不可替代的资料。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了滇中三湖区域是古滇国的核心地区。

　　李家山墓地在1991—1992年的发掘工作，因其重要性的发现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对参与考古工作者的最大褒奖。今年正值李家山墓地发现50周年，发现以来取得许多成果，也还有不少问题，如文化起源、生产生活、族群、同滇王的相互关系、消亡原因等亟待研究和解决。墓地及其周边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持续开展，希望后续的考古研究工作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

　　2019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晋宁河泊所遗址发掘时于灰坑H90中发现“滇国相印”封泥。河泊所遗址距离石寨山墓地不远，“滇国相印”封泥的发掘出土，说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还设立了“滇相”，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为研究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管理模式和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从实物上强有力地补证了滇国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