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我诞生之地。祖母的故乡。1949年祖父全家六口迁此，姑姑和两位叔叔在此出世。我是家族里最后一个在富顺长大的孩子。”“我的好友邱小石说：‘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一离开富顺就只是个评论家。很奇怪。’”在《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这本书里，作者如此叙述令人产生浓厚兴趣：这个地方除了出盐，也出过才子，明代有熊过，清代有刘光第，民国有李宗吾和陈铨。

　　作者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作者选择了从童年到当下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十座城：富顺、成都、广州、北京、天津、高邮、南京、上海、西安、合肥，阅读它们，思考它们。从熟悉的街头、生活趣闻、文献档案来揭开城市的过往，拼贴出一幅幅生动的城市图景，不经意地抖落出一个人、一条街或一段历史。作者举重若轻又妙趣盎然的笔调，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产生共鸣，一座座城市的样貌、性格、味道都因此变得活灵活现。这透露出《城史记》的一种书写原则。事实上，这十座城市都是与作者发生过“联系”的，重点在于“我”的介入。

　　“成都，母亲的故乡。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小学、一年中学。”民国文人到过成都的，都一口咬定，成都像北平。先贤们说得虽有道理，但在直觉上，作者从未觉得住过四五年的成都，与已住了20多年的北京，有多少共通的地方。“威远老乡罗念生的比喻我比较认同：‘燕京城像一个武士，虽是极尽雄壮与尊严，但不免有几分粗鲁与呆板；芙蓉城像一个文人，说不尽的温文，数不完的雅趣。’”关于成都人，作者总认为成都更像上海，它们都有一种女性的味道：上海每每被笑谑为“小男人之都”，成都也盛产怕老婆、会做菜的“耙耳朵”。

　　“打开父亲给我带的礼物。细长的金属罐子，天气很热，摸上去多少有点凉意，头上有个拉环，一使劲，开了！喝了一口，妈呀！这是什么美味啊！清甜……甜……回味……还是满口的甜！”“1979—1982年，父亲在华南师范学院读研究生。1991—1995年，我就读于中山大学。1995—1998年，在广州媒体工作。”1981年6月底，作者父亲从广州带回电视机、易拉罐。易拉罐里装的是蔗汁。作者说，富顺的甘蔗我吃得多了……绝对无法提供这罐子里那种既清爽又甜到有点发齁的奇特风味。嗯，这就是来自广州的馈赠。

　　高邮是作者的祖籍所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去高邮肯定不是被旅游景点吸引，毕竟扬州、苏州、南京这些重点旅游城市都离得不远。他们大抵是奔着文化名人来的。“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本是高邮的两张名片，而汪曾祺在当下的阅读热度方兴未艾。很多“汪迷”心心念念，想亲身来看一看《受戒》中明海出家的菩提庵，《大淖记事》中的大淖……或许看了后，多少会有些失望，但正如“顶级汪迷”苏北所言，小说里的地名与人物立时变得鲜活起来，不再是凭空想象。

　　“我是习惯把西安呼作长安的。”“长安”这个词似乎很有些魔力，念起来禁不住悠然神往，一句“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能让人想上好半天。它的古意总是会从每一块砖瓦中氤氲出来。每一个中国文人，都怀着朝圣的心情到来，带着惘然的感慨离开。“我辈岂是蓬蒿人”“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王维、杜甫……都来过，又都走了。这些文豪或短或长的驻留，为霸气四溢的长安添上了颇为浓厚的文化色彩。

　　阅读城市是比生命更漫长的历程，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遇见不同的城市，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燃发不一样的火焰。观察它，思考它，感受它，人与城市的遇合，值得记录，也值得分享。“那些我去过的、想去的城市，都在我的书架上，什么时候抽出来阅读一两段，补几条笔记，划上后续的折痕。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购物一样疯狂，像生死一样无常。”作者对城市爱憎分明，与居住时长无关，喜欢或厌恶，都是个人与城市遇合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