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9—2022）《雪山大地》，是当代作家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着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心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题记：血脉相融，生死相依；因爱而活，向善而生。

　　“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的内涵很丰富。比如，“病”既可以是疾病痛苦，也可能是精神困厄；“天”既可以指向自然天道，也可以拿来隐喻政府权力。

　　人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有很多人处在俗世生活的困顿不堪之中，人在大地上，只能活短暂的一生。那么，在社会、市场和国家之间，如何让生命不断向上生长，不辜负作为“人”的价值意义？

　　不论在哪个年代，为理想而活着，有信仰地活着，才能让生命活出价值。只是，很多人觉得谈理想是奢侈的，谈信仰是虚妄的。于是，灵魂越来越跟不上脚步，也越来越难以摆脱俗世生活带来的多维病。

　　“时代病人”有一个普遍选择，就是寻找诗和远方，希望能在某个有风的地方，驱散内心浓厚的雾霾。

　　藏地，就是构建治愈系坐标的重要地理选择。这里被称为“中国最后一片净土”，吸引着无数朝圣的目光。藏地确实是一片超出很多人生活经验的所在，值得投注虔诚的目光。不过，修行并不只是选择某个圣洁地方来安放肉身，而是要让生活和信仰形成生命的协奏曲，来唤醒沉睡于灵魂深处的爱与善，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

　　在一个能让内心纯净的地方，读懂生活的真谛，才是关键。这就需要文化的药引。杨志军的小说《雪山大地》，就尝试将地理、生活和信仰串成生命的音符。

　　尽管杨志军早就凭借《藏獒》这样的畅销书被很多读者知晓，但他似乎很少在“主流文学圈”露脸。事实上，杨志军从来也没有被哪一种文学派别或潮流裹挟，他总是独立理性地行走在青藏高原，开垦着自己的“荒原文学”。这种疏离的姿态，让不少人对他感到陌生。正因如此，他以最高票获得最新一届茅奖，让不少人感到有些意外。

　　文化永远不会辜负真正的坚守者和创新者。其实，写藏地小说几十年的杨志军，早就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谋划：“藏地小说已经超越了历史和苦难的层面，而是精神的升华，是信仰与现实的抗争。藏地小说跟我在生活和精神上逐渐进步攀升有关系，等到攀升到一定程度，我会把它完全生活化。”《雪山大地》这部茅奖作品，这正是他创作攀升的标志性成果，是一份基于文化信仰而不断创新交付的答卷，让人们看到生活和信仰双向奔赴的极致之美。

　　不过，在社交媒体上，这部作品有时被作为“主旋律作品”进行过度宏大叙事式拔高，有时又因为“主题先行”被粗暴贬损。这两种评价给这部作品带来很多尴尬与不公，很容易让读者偏离艺术规律，让很多人错过这部好作品。

　　对《雪山大地》评价出现差异，甚至走向两极，也与当前读者群体分流有关。一部好的作品需要遇见理想读者，一个好的读者也需要遇到适合自己文化审美的优秀作品。对《雪山大地》来说，这种文学寻亲的未来之路很长，但值得期待。

　　茅奖评选从来就不乏争议，但近几届茅奖作品在质量基本面上，是越来越值得信任了。《雪山大地》高票获奖，评委考量的视角显然不会简单停留在题材选择上，而是出于艺术和价值的综合判断。深度读完《雪山大地》，会禁不住地感叹，对这部小说太过傲慢与轻率的判断，真是一种文化过失。

　　《雪山大地》走的是传统典范的现实主义小说写作路数，不论是结构框架的搭建，还是人物关系的构建，抑或是语言修辞的运用，都沿袭着传统一脉的处理形式。可以说，这部小说并没有在结构和表达上做太多的创新，平行的空间结构和线性的时间线索，没有给这部小说的阅读设置任何技术障碍。在看似寻常的写法和布局中，作者自信地回归中正大气的表达，尽情释放文字直抵人心的力量。

　　不得不说，杨志军的语言是有惊艳之美的，甚至刷新了我对这位“畅销书作者”以往的认知：原来这个极擅于讲故事的作家，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文本修辞能力。《雪山大地》带着强烈的生态文学特征。毫无疑问，这种类型的小说典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语言的清新隽永、清丽温婉、干净质朴、灵动绚烂，在整个文学界都极具标识性，很少有作家能像她那样呈现绝美的文字。令人惊叹的是，杨志军的文字同样干净到了极致，而且，还带着神秘、沉厚、雄浑、壮阔、苍劲和悲凉的独特色彩，似乎每一字句都经过反复锤炼，都寄予着万千情感，都有着深刻的寓意。

　　大道似简，大巧若拙。杨志军像是在用美工笔和雕刻刀，描绘出草原建设半个世纪物理景观的“山乡巨变”，刻画了几代建设者的心路变迁历程，展示了一个因为信仰而活出人格的群像。

　　这是一群有理想的人，也是一群理想的人；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也是一群被信仰的人；这是一群播撒文明种子的人，也是一群得到文明滋养的人。

　　小说里强巴和角巴两个家庭，分别来自汉族和藏族，他们彼此交换了真情，交换了孩子，书写了汉藏融合带来的骨肉相连、血脉相融、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父辈的旗帜传递到子辈们的手中，理想和信仰才是代代相传的真正内核。在草原上，他们建起了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在雪山大地上开创着各种事业。不论是面对高海拔地区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面对政治动荡年代各种斗争构陷，他们始终保持着豁达心态，承担起种种责任，承受着现实的苦难。

　　小说叙事主体的父亲，是一名支边的汉族党政干部代表，面对雪山大地的精神引领，他把名字改为强巴，让身体和灵魂都融入了藏地。在建校兴教之初，强巴不愿让帮助自己的藏民角巴成为替罪羊，承担起责任，失去了官职；在动荡年代，强巴带领藏民经商致富。恩将仇报的老才让恶意举报，制造出牵连多人的“强巴案”。这一次，强巴仍然选择自投罗网充当“首犯”来保全他人；在建设年代，强巴为保护草原生态、推动城市建设呕心沥血，四处奔波。最终，强巴死在前往工作的路上，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望着圣洁的雪山。

　　苗苗是强巴的爱人，和强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相互扶持的灵魂伴侣。苗苗本是省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骨子里有着医者的仁爱与悲悯。后来，苗医生来到沁多的小卫生所，把这个原本只给机关工作人员看病的地方，建成为一所面向牧民的医院，给无数人带来了健康与重生，她也成为藏民们心中妙手回春的女菩萨。因为难以忍受麻风病人被遗弃在与外界隔绝的生别离山，她决心到那里去创立麻风病医疗所。这个不顾生死的孤勇救难者，最终也感染了麻风病。在毁容、溃烂、残废的情况下，她依然奔忙在救治病人的路上，最终也累死在战胜麻风病的黎明之前。生别离山，终于从人间地狱变成了人间净地。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留下足迹、洒下血汗、度过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杨志军成功地把家庭变迁和国家变迁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呈现了一个个的人物典型形象。

　　桑杰身为贸易公司董事长不谋私利，将巨额存款全部捐赠给学校；才让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归家乡建设草原，劳累过度死于工作岗位；梅朵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选择去医护被毁容的麻风病人……这样的生死疲劳，印证着强巴曾经的深情表白：“我在心里敬畏雪山大地，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诚，还需要一丝不苟。”

　　小说中反派人物老才让和盗马贼秋吉的结局，同样令人唏嘘感慨。忘恩负义的老才让，在“特殊时期”对强巴进行构陷迫害，长期对藏民利益进行掠夺盘剥，但最终主动选择让位给强巴，就是为了草原能有更好的明天；盗马贼秋吉喜欢马，盗马为生，年轻时意外杀人，长期活在忏悔中，最后在完成自己对草原的拯救行动后，选择自尽。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悲悯比苛责更有力，救赎比惩罚更值得。

　　雪山大地，是表达生活和信仰之间关系的极好意象。雪山大地，既是神圣的，也是实在的。雪山大地，是具象的，是地理概念，是阿尼玛卿草原的景物；雪山大地，又是抽象的，是精神寄托，是人们内心敬畏和守护的价值。

　　在雪山大地的注视下，几代草原建设者传承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以信仰的力量，书写出悲壮而又精彩的拓荒诗篇。他们虔诚地信仰着“爱”与“善”，也在传递着“爱”与“善”。正如杨志军说：“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缺少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照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

　　“是什么样的人能在人心里播撒种子? 人应该怎样做才能称其为‘人’？”在小说结尾，作者这样叩问。

　　答案就是：因爱而活，向善而生。让爱洒开来，把善种下去。

　　把星星搬到地上，把星光搬入人心。人间处处，皆是雪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