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与黄河是滋养中华文明发展的两条主要河流，有不少学者曾经谈到过长江与黄河两条河流文化的异同，其异在于北黄南炎、北龙南凤、北儒南道、北《诗》南《骚》，其同在于炎黄同尊、凤龙齐舞、儒道互补、《诗》《骚》争妍。南北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二元性。

　　具体来看，长江流域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开拓性的风格。其形成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地理环境、文明发展状况、经济状况、政治地位等。从地理环境来看，长江流域地处北纬29度至31度之间，其与世界上出现的许多文明共处于同一纬度线上，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纬度区域处于温带地区，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成长。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因其迥异于早期长江和黄河流域所发现的考古文化，从发现到现在，无数中外学者对它进行考证和分析，至今对其特征仍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这种特征因而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创造性。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显示出独特性和早期的创造性。发展到楚文化阶段，长江中游文化的创新性便被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长江下游的早期文明，也被考古资料证实，诸多方面也是走在历史前列的。如大量丝织品残留物的发现，可以证明长江下游纺织业堪为天下先。此外，大量稻谷壳的发现，也证明了长江下游农业生产的开拓性。

　　过去一直认为黄河流域的经济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长江流域过去大多是蛮荒之地，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才开始南移。但后来的历史研究与考古资料证明，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过去之所以认为文化的重心在黄河流域，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在很长时间都是政治中心，史书记载的重点基本上都以北方为主。但实际上，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南方就已经在很多方面与北方比肩而立了。比如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这种文化自成一体，其青铜器铸造之精良，造型之奇特大气，数量之可观，都是当时古蜀地区经济发展的见证。长江中游除了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外，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铜矿和青铜冶炼遗址，显示出长江中游的发掘和冶炼水平在当时所处的领先地位。以至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曾向周天子的大臣王孙们发出威胁之语，“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种大规模铜矿的发现，使楚国有了向外开拓的底气。长江下游的经济在诸多方面也是可圈可点。前面提到的纺织技术和水稻种植，还有早期陶器和瓷器的生产，这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很早就为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北方政治重心逐渐南移之后，这些技术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在与北方文化的交融中呈现出先进性。

　　长江流域不仅有创造的传统，还有开放的风格。从上游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来看，如果说这种文化是土著的，则体现的是长江上游地区先民的创新精神；如果说是外来的，则体现的是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巴泽雷克地区（Pazyryk）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墓葬中，考古专家曾发现来自长江中游楚国的丝织品，这表明春秋时期楚国就开始了远距离通商，成为最早的“丝绸之路”，充分彰显其开放的风格。

　　长江流域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气度，更多体现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这从楚国历史的发展中可见一斑。楚国是一个比中原诸侯国崛起要晚的南方小国，但其没有固守一隅，而是既承认自己的落后与居于“南蛮之地”的现状，又以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点，在保留自己长处的同时奋起直追。在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即被后世知晓的楚文化。

　　楚人在军事扩张中显示出来的开拓精神，也是其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楚国始称王的楚武王熊通就曾放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后领兵亲征，死在了征伐的路上。这种精神得以传承，在一百年后，楚庄王领兵到周天子的地盘上，最终问鼎周郊。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文化所具有的开放观和开拓精神，在后世仍然成为一种文化风格。在政治中心由北向南逐渐转移之后，南方不仅成为经济重心，更成为文化重心。唐代以后，中国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大多出自长江流域，如禅宗、理学和近代以后的新学，都兴盛于长江流域。今天，我们在弘扬长江流域文化、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仍然可以搜寻古代长江流域的文化遗产，把这些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