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今年仲夏的一天来到大周镇的。虽然之前联系好了,但真正走到董成林家见到他时,还是大吃一惊——因为我心中的渔民形象,是一身沧桑、满脸皱纹、皮肤黝黑、刚毅坚强的老男人。
而董成林竟是位30多岁的青年。
“你——”我惊讶的嘴,差点合不上唇。
董成林请我入座,上茶:“马老师,我过去真是打鱼人,我打鱼的时间,足足有20多年。不信,你问我妈!”
董成林的母亲端上果盘后,静静地坐在一旁,轻声说:“他以前当渔民,现在是护渔队的队员。我这个儿子,从不让我操心。”
护渔队是近几年的新生事物,属万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管理,由他们引导广大渔民参与长江渔业资源保护,属志愿者性质,国家给予补助。
护渔队员24小时蹲守长江,守护长江万州段80余公里水域。在武陵、大周、陈家坝等地都设有护渔队。其中有17名中青年是由渔民华丽转身,由打鱼人变成护渔人。
董成林生于1985年,今年39岁。他的家就在大周镇外,离镇有几里路远,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种地为生。他的父亲曾是季节性渔民。
最初他家没有渔船,父亲帮人打鱼,上世纪80年代帮工两三块钱一天,不管饭。
渔船规格固定,一般是8.8米长、1.8米宽。也有三块板的小木船,只有五六米长,二尺多宽,仅能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那时的川江风高浪急滩多,打鱼一般是在晚上进行,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而且,因为川江水急礁密,抛网打不了鱼,只能用拖网,用挂钩,或地笼,这样就得两个人,一人划船,一人布网。如果网大,还要用两只船来拖。
大周这地方,有个好槽口,鱼多,本地人叫“打河槽”。
打鱼极讲运气。同样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同,有的人一网能打几十斤;有的人一网只能打几条,自家吃都不够;还有的一网起来,连虾子都没有一条,怄得吐血。
但是打鱼的时间是固定的,每条渔船到了点必须离开,然后再排轮次,谁也不能例外。有的人等得睡着了,结果那晚就没有收获。
凭着父亲季节性地帮工打鱼,董成林全家吃得饱饭,穿得暖衣,还修了红砖房子,但离富裕还差得老远。
1985年,董成林生下来,两三岁能走路时,就上了船。大人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他就巴巴地看大人打鱼。
当然这时候他不是渔民,只能叫渔娃。
我听得心惊肉跳,因为那时还没有修三峡工程,川江的水,像魔鬼一样诡异狡猾,每年都要吞噬不少人的性命。把孩子这么带,不危险吗?
董成林给我的回答是:家家都这么带,有啥危险?有些渔家,除了买东西,都是在船上、水上生活,连孩子都是在船上生的,在船上长大的。长江边的孩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你几岁开始打鱼?”我问董成林。
“10岁还是11岁?记不太清楚了。那时我读小学高年级,家里已经买了一条渔船,父亲需要帮手,就带着我打鱼了。”
15岁,董成林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高中,就接过父亲的班,成了少年渔夫。
接父亲的班打鱼为生,也是不得已的事。他17岁那年,父亲病逝。为给父亲治病,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下了上万元的债。
“啥病?”
“肝癌。”
我只能一声叹息。
渔民长期在水上生活,在水上劳动,风里来雾里去,湿气重,所以都喜欢喝烧酒,喝廉价的本地小厂出产的苞谷酒。烈性,燥辣。
“你父亲天天喝酒?”
“是顿顿喝酒,一天至少一斤。”
“你父亲不晓得酒喝多了伤肝?”
“晓得的。可是,不喝酒,晚上在长江上打鱼,还真扛不住风寒。”
父亲给他留下的,是一条木头船和一身债务。17岁,应是读书的小小年纪,他却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
2000年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野生的长江鱼,更是喜欢。渔民打了鱼不用上岸,早有鱼贩子等着,用带水箱的车子拖到城里。
还了债,他在镇边买地修了楼房。成家,生子,顺其自然。妻子是巫溪人,非常质朴,吃得苦。
可是好景不长。2008年之后,鱼渐渐少了。本地专业的、业余的渔船却一天比一天多。
对禁渔,他有他的看法。
禁渔该不该?该。特别是有的地方,电鱼和炸鱼,破坏性极大。
2021年1月起,长江十年禁渔。所有登记在册的渔船国家都给予补偿,渔民国家都进行了安置。
年纪大的退休,半老的安排进了清漂队,还有的上了陆地,成了环卫工人。才30多岁的董成林,因为年轻,成为护渔队的志愿者。
“你现在工作咋样?”
“现在人们的意识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更重视了,电鱼、炸鱼的少了,但还是没有绝迹。这两种人,只要拿到证据,我们就把他们交到执法部门,都会受到重罚。至于用钓鱼竿钓的,我们一般是教育一番,劝导一番。”
我听明白了董成林的话外音,他对长江,还是念念不忘,有种深深的眷恋。
董成林进了护渔队后,还搞起了自己的产业——在巫溪岳母家山上养跑山鸡,一年能挣上10万。
护渔队轮休的时候,他就往山上跑,巫溪又通了高速,能两边兼顾。
仲夏的江边,橘子正开着花,清香馥郁。
长江的水面,货船络绎不绝,一片繁荣。
有护渔标识的船,在长江上巡逻,守卫着这片水域。
如果哪一天,不需要护渔船,不需要护渔队,让董成林们“失业”,长江,会更有魅力,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