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字著作权撑起一把保护伞生死抉择,积聚直面腐恶的人格力量把生命写成精彩纷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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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字著作权撑起一把保护伞
生死抉择,积聚直面腐恶的人格力量
把生命写成精彩纷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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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6 月 21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写在茅奖边上25

生死抉择,积聚直面腐恶的人格力量

单士兵

  作品简介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95—1998)《抉择》,是当代作家张平创作的长篇小说。《抉择》以现实生活中大中型企业的艰难处境为背景,描述了腐败和反腐败的激烈斗争。作品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塑造了李高成这样一位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忠贞不渝、大义凛然,为国家利益抛却个人情义的反腐败英雄形象。

  冰山一角,扎堆腐败;恶权嚣张,灵魂搏斗。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多是对记者的期待。不过,记者肩膀并不都是铁做的,新闻也有难以触达的幽深地带。幸好,还有作家这个职业,还有文学这种记录时代的方式。

  只是,文学和现实到底又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和距离呢?很多作家也都会在创作行至半山之时,开启这样的灵魂叩问——我为什么写作?

  对此,不同作家心中,答案也是不同。

  “为艺术而艺术”,这是“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王尔德的信念;“为人类而写作”,这是文学斗士索尔仁尼琴的主张。艺术和现实,有时就这样成为文学追求的两极。

  写过《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乔治·奥威尔,在那篇著名的《我为什么写作》结尾这样审视自己:“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从索尔仁尼琴的“讲真话”,到奥威尔的“介入政治”,现实主义创作在全世界散发的光芒,经久不灭。尽管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很多作家会选择一个平衡点。但,有时候极致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正如茅奖作家张平说:“我不会走向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更不会为了艺术而牺牲掉作品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在艺术和道义发生冲突时,我只能选择后者。”

  说起张平的创作人生,很难绕开他因写作惹上的那场官司。

  当年,张平在创作采访中遇到一个老人。这位老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前后被收容了几十次。张平与老人谈了两天两夜,愤怒于老人遭遇的不公,写出了那部震颤人心的纪实文学《天网》。

  《天网》极其火爆,当时发行多达50余万册,被上百家报纸转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评弹、戏曲、广播剧、话剧,是真正的洛阳纸贵。

  这部作品帮助老人昭雪了30多年的沉冤,但,大量的真相挖掘和批评揭露,也打了很多地方官员的脸,触动了滥权者的利益。很多手持权力者对号入座,不仅将张平告上了法庭,而且还告到了地委、省委、中宣部、中组部……

  官司缠身,耗时十年,张平心力交瘁。还好,有大量媒体对此案进行细节追踪,一起关注张平的“因言获罪”,和作家共担道义;无数普通人更是不远千里赶往北京支持张平,他们懂得,揭露真相批评恶权,就是在捍卫公共良知和社会正义。最终,张平赢得这场官司。他说:“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

  这场官司,诠释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一个作家的终极力量,只能体现于他的作品价值,体现在读者给予怎样的认同与支持。

  当年,张平边打官司边创作,将笔触伸向更加敏感而复杂的现实领域,围绕权力腐败造成国资流失这一现象,创作出了更加深刻锐利的《抉择》。不过,《抉择》获得茅奖与《天网》官司胜诉相比,张平认为,后者带来的激动和喜悦,远大于前者。这体现的正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价值追求。

  这些年,文学界流行着各种流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甚至到后后现代主义,各种搬运或生造的晦涩概念,以及远离现实的私人化写作,也被视为文学追求“艺术化”的存在。文学确实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艺术创新也需要更加开放、包容、多元。但是,过度关注风花雪月、岁月静好,一味追求形式和玩弄技巧,不能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不能与读者形成共情共鸣,反而会让文学更加边缘化,难以承担“文以载道”的功能。

  文学作品需要写在大地上。为了写《抉择》,张平采访了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十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有个触动作者情感的细节是,一位下岗工人得了肝癌,到了晚期,极为疼痛。苦于无钱买药,他只能在家等死。为了缓解痛感,他只好用手抠床边的墙砖。一段时间后,竟把砖抠掉三分之二。在《抉择》中,张平满含深情,铺陈了大量类似的悲情、苦情、深情。他这样动情地说:“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那么,老百姓的苦难因何而生?张平没有丝毫回避,直指权力腐败,而且是集体腐败、扎堆腐败、体系性腐败。

  小说中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是个大型国企,从党委书记到总经理再到整个领导层,以及各子公司的领导,都在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通过各种手段化公为私,过着极其腐化奢侈的生活。面对国企改革,这些人的思想是:“要还是社会主义我就照做我的官,要成了资本主义我就去当资本家。”

  这些权力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广大职工进行各种践踏和掠夺,逼得这些底层失语者只能选择集体上访,来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

  小说的主人公市长李高成面对工人年关“闹事”,重新走进中纺这个自己担任过厂长的企业。针对工人反映的权力腐败,他调查发现,自己原来也被一条复杂的腐败链条紧紧缠绕着。涉及贪腐的中纺领导层几乎都是他曾经提拔的,他的妻子、市反贪局局长吴爱珍也早就身陷腐败泥潭,提拔过他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就是最大的保护伞。

  厂长郭中姚直接对他说:“其实,中纺的情况同别地方并没有两样,你要是不查就没有问题,你要是真查就真有问题,你要是小查就是小问题,你要是大查就是大问题”妻子吴爱珍劝他:“能不查就不查,最好别查。”贪腐者不仅拿他妻子进行要挟,还给他送来30万元巨款,断章取义地制造他收贿赂款的录音。省委副书记严阵更是通过各种方式对他进行威胁、逼迫和打压。

  面对种种连带关系与裙带关系,面对种种政治压力和权力陷阱,要么将反腐败进行到底,始终与人民保持同一立场,要么就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李高成,面临着生死抉择。

  最终,在高层领导和底层民众的双向支持下,李高成喊出:“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决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决不会让你们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老百姓的前程!”

  冰山露出一角,官场随之地震。生死抉择,敢于亮剑。正义虽然迟来,但人们等得到。

  被称为“反腐小说家”的张平,敢于直面现实,揭露社会阴暗面,深刻剖析体制积弊,以文学的方式呼唤“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特别是,在制度与人性的两难地带,张平能够找到应有的平衡点,作品要比很多同类题材更具有人文力量。

  比如,在《抉择》中,“泪水”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语词。面对“闹事”老工人、老领导各种惨烈情状,“几乎把李高成的眼泪给拽了出来”“不知为什么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他的眼睛一下子便湿润了,强忍了一阵子,还是有两颗泪珠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权力从来就不应是冷漠麻木的,官员绝不应丢掉应有的人性悲悯。

  反腐小说有个常被诟病之处,就是最后问题解决,还得靠某个拥有更大权力的人物出场。《抉择》也不例外。李高成能够站稳立场,作出抉择,与省委书记万永年、省长李高明等人及时站出支持大有关系,小说最后的反腐行动也得到中央的指示批示。为此,张平也难以摆脱掉进“青天”情结和“清官”思维的指摘。

  从制度正义层面来看,反腐败最终当然要靠体制机制。但是,只知道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制度,既不客观,也是偷懒行为。不论在哪个年代,廉洁、公正、智慧、勇敢的好官,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他们身上释放的正义之光与正派力量,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正如张平所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有什么权利指责老百姓的清官梦呢!”

  相较于过往的“反思小说”,《抉择》在人物刻画与批评力度上,无疑更加丰富、更为有力。但也不可否认,《抉择》在文本表达、结构框架和故事细节上,仍有一些粗糙之处。小说的“文学性”稍弱,而政治性又显得太强。这些也都说明,文学介入现实,在节奏把握和尺度拿捏上,还有太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只有在登高瞭望之后潜入底层,浮上来的文字才会是匕首是投枪。”张平曾这样说。替大众说话,为人民发声,作家应不断积聚直面腐恶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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