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在“与辉同行”视频直播间与梁晓声、蔡崇达等作家畅谈“我的文学之路”的那个夜晚，创造了近年来文学期刊销售的一个奇迹，当晚网销征订《人民文学》杂志8万余册。没过多久，余华、苏童和《收获》主编程永新三位好友，也一起走进董宇辉的直播间，因为聊得过于热烈和投入，原定一个小时的直播“拖”到了两个半小时。

　　梁晓声他们直播的那晚，我跟着激动到深夜，感觉胸腔里有一团火在跳跃，起床接连喝了几杯水才渐渐平息心情。文学，在这个时代，依然是抵达人心的秘密桥梁、安抚人心的精神食粮。

　　在从事写作的浩瀚人海里，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我这样一个写作者，对那些如雷贯耳的纯文学刊物充满了崇敬之情，我想，那是进入文学殿堂的必要路径。有一次文学聚会，一个作家问我，你在哪些知名文学刊物发表过文章？这让我很是羞愧。我诚实回答，真没有。

　　《人民文学》《收获》《中国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花城》……这些响当当的纯文学杂志，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如同宇宙飞船、航空母舰的名字。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正在灰扑扑的县城大街游荡，路过一个出售报刊的邮政门市，看见橱窗内摆放着刚到的文学杂志。我花了2块5毛钱买了一本，翻开一看，哇，有县城鲁诗人一组气势磅礴的诗歌，蘑菇云一样腾起在杂志上。

　　我胸口发热，边走边读鲁诗人的大作。我靠在一棵树上，想起自己在小镇默默写诗多年，梦想的事情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天边的每一个雷声，我都以为是自己诗歌发表前的预兆。和我一样，那些满脸粉刺的文学青年，他们带着梦游一样的目光，痴望着文学杂志上一些作家的名字，幻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够在上面飞奔。

　　所以，那个年代，像鲁诗人这样时常出没在纯文学杂志上的作家诗人，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去县城拜访他，他正趴在窗口眺望雾蒙蒙的江水，我竟紧张得张不开嘴。鲁诗人告诉我，就是这奔腾不息的江水，给了他源源流淌的诗情。我猛地失落了，原来我没有住在江边，写的诗歌才那么小家子气，大多是一些鸡鸣狗叫人恍惚的句子。

　　我还参加了鲁诗人在县城宾馆举办的诗歌研讨会。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听着诗人们发言，一边鬼鬼祟祟地猛啃一口西瓜。旁边一个写小说的文友突然狠狠掐了一下我的手：“吃西瓜文明点呀！”

　　30多年的时光溜走了，不知不觉就溜到了我的中年。这是一个装嫩显得扭捏、装老显得矫情的年代，我也没在纯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太多的作品。更让我气馁的是，就是发表，也远没有当初那样激动了。而那些曾经著名的纯文学期刊，我无意中在生活的城市做了一个统计，总发行量也不多。但我还是常常购买一本，晚上睡觉前拿起来在床头抚摩一下，如同抚摩我在城里日渐粗壮的腰身，抚摩我爱人由丝绸般光滑变得粗糙如麻布的肌肤，那已是亲人一般的温暖。

　　纯文学杂志，依然如我尊敬的富有渊博学养的长者，它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情深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