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只巴掌以温柔的力道和急促的节奏撞击我沉酣的睡梦，妈妈的声音从耳道伸进来，不由分说地将我拖出梦乡：“起来，起来！幺儿，快起来！”

　　梦游般地，我跟随妈妈从卧室走到客厅，里里外外电灯大亮，我被光线刺激得泪水涟涟，迷蒙一片，只有妈妈的声音清清楚楚落进耳中：“床上有蛇……”

　　蛇是善于伪装的动物，它将一头一尾埋在床头的缝隙里，中间一截身子弓起来，配以黑白相间的环状花纹，俨然一截普普通通的家用电线。

　　那个年代，装修没多么讲究，大多数家庭的电路裸行于外，电线麻绳般成捆成匝盘踞在犄角旮旯里。蛇大约也觉得自己跟那些伙计没多大分别。

　　但是妈妈多么心细，临睡前的一瞥，就感到了异常：这截电线咋这么眼生呢？位置也奇怪，怎么在床头靠板内侧？思索间，她伸出手去，拇指和食指已成拈拿之势，眼看就要碰到它时，一种爬行动物的名字电光石火般在她的脑丘之间炸响！

　　那段日子父亲出差去了，几个月来，家中只有我们母女二人——一个柔弱的女子、一个5岁的孩童。三更半夜，四下静悄悄，妈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一番，确认我身上并无伤痕后，便翻箱倒柜找出长袖衣衫和长裤，套上棉线手套橡胶靴。

　　随后，她从厨房找出那柄锈迹斑斑的火钳，拿出当时最流行的大号手电筒，回到卧室，拉开纱窗，让屋子把“嘴”张到最大，任由后山的飞蚊长驱直入。

　　在那个闷热的夏夜，她一个人投入了这场令人窒息的战斗。

　　“电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原本弯曲着露出床头的部分竟然抻平了，床缝像是为它量身定制的战壕。妈妈只得壮着胆子匍匐在地，对着木质床板下方黑黢黢的某个位置按亮了手电筒。

　　昏黄的光柱里，一只三角形的脑袋正在一伸一缩地吐着信子，在它后方两寸的位置，垂吊着一条细细的尾巴。

　　妈妈半截身子钻进床下，左手举电筒，右手操纵火钳艰难地向它逼近。火钳像一把巨型剪刀，“锵”的一声响，妈妈一夹不中，那家伙将头缩进床缝里，只剩一截尾巴尖儿露在下面。

　　她本能地锁住呼吸——钳口不能再错位了，如果再次错位，要逮住它的危险性将成倍增加，这很可能就是唯一一次机会了。必须万无一失！她对自己说。

　　此时，妈妈在床下逼仄的空间弓身跪地而行，她的腰和脖颈像麻花那样拧着，双手擎着火钳伸向目标，她全身的重量维系在膝盖、股骨和腰肌上，犹如一条尾稍支地、腾跃而起的蛇，扑向猎物。

　　黑夜的山风灌进窗口，电筒光束一阵乱晃，迟钝的钳口在晃荡的光影中鬼使神差合拢，没有碰撞出一丝声响，两瓣闭拢的钳口之间扭动起一股倔强的力量。

　　妈妈发不出声来，也不敢松手。她失去平衡，身体向下扑去，肘部磕在水泥地面。电筒甩向墙角，床下堆积的杂物瞬间长出摇曳如鬼魅的暗影。她捏紧钳柄，丝毫不敢停留，用肘部和膝盖支撑着一寸一寸退出来。

　　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恢复了视力，钳口扭动着一条一尺来长、筷子粗细的蛇，黑白相间的纹理，白花花翻动的肚皮，三角形的脑袋还在无声无息地吐着信子。

　　在听到一声惊叫之后，我犹豫着从客厅的沙发滑下来，战战兢兢地探到卧室门口，只见妈妈像截硬邦邦的木头般僵立在洞开的纱窗前，她的头发湿淋淋地贴着头皮和脸颊，好像刚从大雨中归来。

　　她那时的神色，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惊恐、兴奋、死里逃生的庆幸与后怕交织在一起。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蛇，被妈妈扔出去了。”我望着窗外那团漆黑的夜色，仿佛听到树叶间传来一阵沙啦啦的响动。

　　30多个夏季飞逝，我如今也来到妈妈当初的年纪，那个惊魂的夏夜却好像从未离我远去。当我面对陌生环境时、当我小憩时、当我独自一人时、当孩子围着我嬉闹时，发生在那个夏夜的往事总会像藏身于老屋隔层里的一个暗影，时不时从记忆中冒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容易频繁地猜想，在那孤独的夜晚，在那狭窄的战场，事情有没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一种我无法承受的结局？妈妈呢，就在那个夏夜，或者后来的许多个夏夜，她回想过那一次黑夜里的战斗吗？

　　诚然，以这个时代的丰沛和智慧，如果再面对当年的情况，我已经可以给出许多种解决方案，省力又安全。可30多年前，城市与乡村界限模糊的地带，对于一个带着幼子独居的母亲而言，生活的战场远不止这一个，除了勇往直前，她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