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99—2002）《英雄时代》，是当代作家柳建伟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大开大合，以一个红色家族的几个主要人物在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描绘世纪之交社会变迁的壮阔图景，既写出物质狂欢时代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也写出时代英杰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理想、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

　　盛世危言，时代警钟；信仰危机，欲壑难填。

　　“说英雄谁是英雄”，这是武侠世界的一句流行语。在不同的年代，英雄也有着不一样的角色特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刺客，“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战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骚客，都是古代英雄的文学表达。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雄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不断深化和扩展。现代社会分工更加复杂，价值评判的标准更为多元。在普通人心中，英雄往往是一个具体形象，是指在某一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于是，复杂社会让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英雄，人们也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而很多英雄也只是各领风骚一阵子。

　　有一部获得茅奖的作品，书名就叫《英雄年代》，作者是柳建伟。这部小说与《北方城郭》《突出重围》一起，并称为“时代三部曲”。《英雄年代》背景是在上世纪90年后半期，随着党的十五大关于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实施，经济社会出现了各种变化。

　　一边是私营经济的崛起，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困顿；一边是一小部分人成了巨富，一边是社会上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与此同时，权力崇拜、体制积弊、资本掠夺、价值迷乱、伦理溃败……这些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折射出各种价值分歧，表明社会陷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莎士比亚曾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句话，也被用作《英雄年代》的题记，并在书中多次提及。面对精神危机，有独立坚守者，有随波逐流者，有迎难挑战者。到底谁是英雄，在不同人心中，答案迥异。

　　作者柳建伟擅长紧扣时代热点，围绕政策变化，来书写主旋律作品。文学创作需要切中时代脉搏，反映当下社会生活。《英雄时代》既呈现了一个显赫家族背后的权力世袭现象，展示了国有企业在“家天下”模式下滋生腐败和创新乏力，暴露了人性在利益驱动下的丑恶与异化，这些都展现出现实主义创作难能可贵的勇气。

　　但又必须承认，这种宏大叙事一旦偏离文学的轨道，就很容易成为特定政策的代言人，让作品失去应有的艺术魅力。不得不说，《英雄时代》在结构叙事上，中规中矩，缺乏创新；在文本呈现上，苍白生硬，空洞乏味；在人物刻画上，机械呆板，缺乏个性，陷入过去那种“高大全”“脸谱化”的模式。

　　主角史天雄主动辞去电子信息部组织计划司的副司长高位，不顾家族和单位以更高职位挽留，选择离开北京到一家刚创办不久的私营企业创业，和下岗职工们一起搞零售业，其中重要动因就是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唤醒了为党和国家利益的使命感。对此，史天雄这样阐述：“中国不乏忠诚而称职的官员，最缺乏的是忠于政权的各种企业家。”“党内再没有一批杰出的人才主动选择这种可能是殉道者的道路，恐怕就来不及了。”

　　这部小说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描写，过于思维固化，表达呆板。史天雄到民企求职，面对女老板的不解，他如此慷慨陈词：“我一直认为，这二十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也丢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及时把那些失去的东西寻找回来，中国肯定会出大问题。”甚至，他与20多年前错过的女友再续前缘，第一次发生亲密接触，催情的仍是这种豪言壮语……驱动生理变化的不是深层心理需求，而是宏大的政治理念，颇有几分雷人感觉。

　　这种自我标榜式的大公无私，以及口号浮夸式的道德说教，不仅令读者难以共鸣和共情，而且容易带来审美上的不适感。“口号化”“表态式”的语言表达，“高大全”“假大空”的人物故事，极大削弱了这部作为经典文学作品应有的高级感。作为一部发表于21世纪的小说，作为一位经历较长改革开放年代的作家，作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英雄时代》在文学思想和艺术境界上存在的这些不足，令人意外，令人遗憾。

　　在人物形象上展示上，这部小说还呈现出“黑白两极”的特点。一边把正派形象树立成“圣徒式”的理想主义者，一边又把负面人物刻画为“变态式”的利己主义精英。

　　陆承伟是史天雄的妻弟，是一位利用家族权力影响和钻政策空子的新型资本家，参与跑官买官，操纵幕后交易，而且是一个糜烂的肉欲主义者。他猎艳的对象从美国的妓女到国内的女星，玩弄过的女性可以组成一个交响乐队。在一个信仰危机的年代，像陆承伟这样奸恶淫邪的暴发户，却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偶像。

　　信仰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是系统的，是深广的，是复杂的，是可怕的。“省政府处长、副处长家里的孩子有一半已经在国外读中学。”“街道办事处一般干部，管一条三里长的菜市街，一年的灰色收入，也能顶一个上校团长二十年的军饷。”这样的权力腐败现象令人震惊。高官之女陆小艺是史天雄的妻子，为满足肉欲经常暗度陈仓、红杏出墙，与明星演员苟合；女星许萍为了六百万而甘愿被人包养三年；诗人古狼在资本豢养下迷失人格渐然扭曲，迷恋物欲和女色，聚众嫖娼被抓。这一切，铺陈出一幅缺乏信仰的群丑图。

　　在失去信仰的年代，人人又各自信奉一套为自己行为开解的“理论”——针对史天雄辞职，家人和单位阻拦的理由是“离开官场，将一无所有”；针对与小明星苟合被弟弟批评，陆小艺的辩解理由是“只准你们男人放火，不许我们女人点灯，什么逻辑？混账逻辑！”关于信仰危机之下的众生相，作者还这样写道：“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对现实十分满意、一句牢骚都没有的幸福的人。”失去信仰，只是沉迷于权力、财富、美色，只能满足浅层次、浮躁化的需求，自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人生幸福与内心安宁。

　　关于信仰危机的生成原因和解决之道，这部小说有些语焉不详。比如，对涉及经济转型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对造成社会危机背后的制度不同问题，显得过于回避。特别是，对问题的解决之道，都采取上层权力干预的方式，而不是信赖市场，让小说的思想性显得过于单薄。又比如，对陆承伟这样奸恶之人的命运处理，作者设置了一个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结局——陆承伟陷入心理性阳痿，试图通过嫖娼来进行“生理唤醒”，不料遇上的吸毒妓女，竟是被他抛弃的陪伴过他10年的情人，由此，良知唤醒，人性回归。这种“无厘头”式的救赎和觉醒，也多少像是在对“假大空”式人物故事进行无奈回应。

　　在这个偶像容易被污名的年代，人们常说“没有英雄的时代，只有时代的英雄”。其实，英雄时代和时代英雄，互为因果，彼此成全。当信仰危机来临，当理想主义者渐行渐远，问英雄谁是英雄？

　　每一个真实真诚的奋斗者，就是真心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