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拙作《花窗》出版，我托村主任给山里的老爷子送了一本去。

　　几天后，我们去看望老爷子，刚坐下，就见村主任来了。他骑着一架旧摩托，摩托车后座坐着他的老婆，老婆背着大背篓，背篓里高高低低地插着锄头、甘蔗、腊肉、苕粉捆，背篓后的挂钩上还吊着一块猪肝。两口子就这么轰轰隆隆浩浩荡荡开进了院坝。

　　村主任是老爷子的儿子。他先读完了《花窗》，才给老爷子送来的。村主任给摩托车熄了火，就对我说：“《花窗》有问题。”

　　我吓了一跳。有什么问题呢？

　　“这本书结尾不行。”他洋洋洒洒地说，“结尾是：‘最后一次回来，舅舅已经病得不轻。他的身体在溃烂，神态却像一根老油条，仿佛在尘世这口油锅里烹炸了好几十年。’结尾太灰暗！”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接着说：“你们写书的跟编书的是一伙的，都喜欢这种味道的结尾，喜欢批判现实。现实不是批不得。光批有么用？要让人看到亮亮儿。”

　　我又吃了一惊。

　　这时，村主任老婆端上茶，对我说：“你莫听他的，他是弹花匠的女儿，会弹（谈）不会纺。”

　　村主任却不理会，看着我说：“有本事纺，就有勇气听别个弹（提意见）。如果几个写书的人，你写给我看，我写给你看。你吹（吹捧）我，我呵（假意奉承）你，你好我好大家好，哄来哄去一团糟，有么意思？”

　　我说那是，那是。

　　但老爷子不高兴了。老爷子说：“我读了好几篇，《火铺》《粮仓》《饭店》，我觉得写得好，硬是像原样！”

　　村主任一听，又有话说了：“那几篇写的是过去的事情，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爱看。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是体会不到的。还是要写大多数人，尤其是中年人年轻人熟悉的、感兴趣的生活。还是要顺应时代，要写这个时代的人和事。”

　　村主任看我听得愣了，就缓和了语气：“不是说旧家伙不能写，你要在里头装些东西，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都感兴趣的东西。”

　　我诚恳地说，“你的意见，很有道理，我记下了。”

　　他继续说，“不光关注时代，还要关注我们民族地区的生活，要多听老人家的四言八句、山歌小调，还有生养嫁娶、修房造屋的福事歌。外面的作家再凶（优秀），他也不晓得这些事。你写出来，就是独门冲（独树一帜），是绝艺，包你出名！外面的人读起也新鲜，这也算给我们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做了一件好事。你不写，外面的人不晓得，自然也不写。大家都不写，这些民风民俗就消失了，影影儿都不留咯。你说，你有责任没得？”

　　我又吓了一跳，忙说，“有责任，有责任。”

　　村主任又说:“你写文章，开头写得好，不慌不忙，让人身临其境；中间也写得好，仔仔细细，面面俱到。”

　　“但是——”他用一个词就超越了我承前启后的全部功夫，“但是，结尾写得慌慌忙忙，‘刷’的一下，就没得了。你要记住，好文章要尖头、大肚、长尾，尾巴要慢慢细下来，还要高高翘起，画龙点睛，这才是好文章。”

　　村主任的老婆忽然冷笑一声，说：“菜花蛇无毒，尾巴又细又长。‘五步倒’的尾巴从后腹部一收，短短的就看不到了，这种蛇朝人点点头，人就完了。”

　　老爷子说：“那是。前几天，炳仁老汉到山上砍柴，踩着一条‘五步倒’，那蛇反嘴就在炳仁脚背上咬一口。要不是炳仁当时一斧头下去，怕现在也在地下陪他老太太了。”

　　于是，一场关于《花窗》的批评就此打住，大家转而热烈地讨论炳仁老汉被毒蛇咬伤的事情去了。

　　这是1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花窗》获了一项文学奖，其中一些篇章还获得一些专项奖。然而一本所谓的乡土写作，乡间的人却不满意，终究是一本失败之书。高手在民间。渝东南深山里的一位村主任大哥，在栽秧挞谷种苞谷兼处理民事纠纷之余，一眼就把我写作上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把乡土写作与主流价值、与人民、与时代、与生活，甚至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几句话就说得明明白白，捎带还给我灌输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使命与任务。

　　10年来，每当想到这本书和村主任大哥的批评，我就禁不住汗水涔涔。

　　我很想进行这样一场实践：深入真正的生活现场，作者与主角共同写作，共同讨论命运，磋商情节，打磨细节，把握温度，共同发现和挖掘内心，提炼精神，由此观看写作如何在生活中发生，生活如何为写作赋能，探索写作与生活相互影响的可能及意义。以此真正探触乡土的块垒和梗节，发现乡土的灵魂，聚焦困难和忍耐，写出庄严开阔、充满力量又温暖人心的乡土之书。

　　（作者系重庆酉阳人，《重庆文艺》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