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渝北区图书馆，《复兴文库》率先针对读者免费查阅。特约摄影 万婷婷

　　对一段历史有着长久的惦念，往往会在一次不经意间的凝视中，迎来喜不自胜的相遇！

　　2月7日，渝北区图书馆，静雅舒适，墨香流淌。市民张哲伫立在一排书架前，眼里满是惊喜——《复兴文库》赫然在列，重庆篇章格外厚重。

　　从抗战内迁到大后方经济建设，从中共南方局到大后方文化运动，从国民参政会到抗日民主宪政运动，从重庆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针对普通读者免费查阅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在重庆正式上架，其中10册、400余万字的“重庆元素”，极具分量，特别是里面的抗战大后方史，将人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拉满”。

　　《复兴文库》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作序，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在序言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赋予了这部巨著极高的历史价值。

　　历经数十载，起步较晚的抗战大后方史研究，此次能如此大规模、成体系地添篇章于国史，尚属首次。这，也意味这段极具价值的历史，由此必将更加辽阔。

　　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提高重庆历史文化影响力，提高新时代重庆人文精神，增加重庆城市的精神内涵，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市，重庆学界做对了什么？

　　【一】

　　先来说说《复兴文库》本身。

　　作为文史爱好者，张哲当然知晓其中包含的重要价值，笃定这是重庆历史研究的高光时刻——《复兴文库》最早公开亮相于去年9月底开展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随即引起社会轰动。“我第一时间就想去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张哲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时，他从电视里看到，主席身后的书架上就陈列着《复兴文库》，包括重庆贡献的两卷。

　　这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堪称“中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天花板”。它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著名专家金冲及任总主编，集结了郑师渠、张海鹏、陈晋、张树军、谢春涛、张宏志等国内顶级专家学者，历时4年精心编纂。阵容之强大，身份之权威，极其罕见。

　　全书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按历史进程分为五编：

　　第一编集中选编1840—1921年，体现民族觉醒意识、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探索救亡图存、推动民主革命、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文献，重在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第二编集中选编1921—1949年，记述中国共产党携手各阶层各党派进步力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重要文献。

　　第三编集中选编1949—1978年，记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文献。

　　第四编集中选编1978—2012年，记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

　　第五编集中选编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重要文献。

　　目前，《复兴文库》已经出版发行了第一至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第四、五编仍在编纂。

　　如此卷帙浩繁的合集，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先例，最著名的当为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

　　而《复兴文库》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承担丛书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介绍，早在2017年，《复兴文库》编纂的前期工作便开始，启动伊始即明确目标要求——倾力打造无愧于民族和历史的传世精品。

　　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贯穿着《复兴文库》编纂出版全过程。年逾九旬的总主编金冲及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接到任务后，我所思考的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套书编好，要对书中的每个字都负起责任。”

　　【二】

　　如此鸿篇巨制，重庆做了什么？

　　青砖黛瓦，苔痕映绿……走进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的中式办公小楼，满屋的史学典籍，翰墨盈香，泽润人心。

　　推开二楼一扇朱红色木门，正面墙上“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的匾额昭示着志向。几年来，专家学者们就是在这里默默经历了无数个埋头苦干的不眠夜、一次次殚精竭虑的编纂“会战”。

　　“说实话，这次《复兴文库》收录如此多的重庆文献，让我始料不及，也倍感欣慰。”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周勇教授感慨万分。

　　在他身上，岁月不落痕迹地溜走，沉淀下来的是执着的学术气息。

　　周勇称，2019年2月，他受邀担任《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3月赴京参加《复兴文库》编委会，领受了第二编第七、九卷的编纂任务，共10册、400多万字。这是本次重庆文献“C位”亮相的主阵地。

　　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周勇随即组建由自己领衔，包括张守广、周晓风、常云平、蔡斐、洪富忠、黄晓东、唐伯友等知名专家在内的《复兴文库》重庆编辑部，同时还精选了几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担任助手，共同开启编纂工作。

　　第二编第七、九卷主要围绕“大后方建设和民主运动的展开”“中国向何处去的战略抉择”两个专题展开，内容涵盖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参政会、工厂学校内迁、大后方经济文化建设、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

　　钩沉稽古，与历史对话，让人无时不感受到重庆史激荡的不灭星光。

　　如，在“中共南方局与八路军办事处”（1册），系统地收录了南方局有关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党建工作文献，新增了经济工作、新闻工作、外事工作的重要文献。同时，收录了八路军驻重庆办公处和八路军驻全国各地办事处的珍贵文献，使得这段历史以更加真实、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来。

　　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民主宪政运动”（1册）中，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有关严惩汉奸组织、主张党派合法、维护团结统一、推动政治进步等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所提提案文本的具体内容及在国民参政会中的主张、活动首次进行了整理。

　　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册）中，收录了1945年12月至1947年元旦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文献，以一种“长时段”的学术视角，展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收集的“较场口事件”档案材料，生动补充了该历史事件的证据链条。

　　在“抗战大后方经济建设与资源委员会”（1册）中，甄选收录了综合性经济文献、资源委员会文献，及工业、金融、交通、农林等经济领域的代表性文献，较好展现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在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和发展的思想脉络，以及脚踏实地追求国家工业化梦想的心路历程和历史脚步。

　　在“抗战大后方文化建设”（2册）中，收录了大量大后方文学理论、诗歌、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戏剧、外国人士作品等，其中不乏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亮相的篇章，如原载于重庆《沙磁文化月刊》（1943年4月第2卷第9期）的顾颉刚《中华民族文化之优点》。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1册）中，从政治、军事、思想言论多方面呈现中国共产党、中间党派与国民党面对中国向何处去提出的不同主张，揭示了中共与中间党派追求和平民主的主张言行和国民党反对民主、发动内战的血腥暴行，还首次公开出版了当代著名音乐教育家赵沨撰写的《李闻惨案后的昆明》，该文以普通亲历者的第一视角补充了有关“李闻惨案”发生后的史实细节。

　　在“部分工厂和学校、研究机构内迁”（2册）中，收录了内迁的政策法令法规、单位档案、统计资料、当时的名人回忆录等文献，全是重庆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复兴史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1册），收录了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召开七大确立联合政府的路线，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历史文献，展示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和为人民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和英雄气魄。

　　太多的“首次”和“填补”，也标注着这些重庆历史篇章迎来了历史研究的新坐标。

　　“《复兴文库》把大后方历史文献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卷编入，完善了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体系，体量之大，贡献巨大，是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举措。”周勇说。

　　这也是重庆这座城市贡献给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的“重庆好礼”。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课题组还为其他有关卷册提供了近百件重要历史文献，近30万字。如，在第二编第一卷第3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收录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0年），反映了重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在第4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收录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1922年10月），印证了重庆“以团代党”的历史特点。

　　【三】

　　那么，这一次，在全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大后方这一段历史缘何能占有如此厚重的篇幅？

　　不妨先来看看，《复兴文库》是本着怎样的原则进行选编的？

　　总主编金冲及简明扼要地说，是“以民族复兴为总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和编选逻辑”。

　　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民族复兴、思想史。

　　先从“民族复兴”角度来讲。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战略位置重要。在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是支撑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是挽救民族危亡、追求民族复兴的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大后方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抗战胜利，贡献了一大批闪耀着民族复兴时代光芒的思想结晶、黄钟大吕、扛鼎之作。

　　再从“思想史”的价值来说。重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凝结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事实上，“大后方”并非新鲜词，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版图中，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三大板块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抗战大后方”概念。抗战中后期，中共中央文献大量使用“大后方”概念，尤其是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专门设置了“大后方代表团”，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在内的正式代表58人，候补代表26人。

　　虽然“脚踩金矿”，但重庆学界对大后方这段历史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在周勇看来，大后方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2004年，主要由学者自主研究，成果呈点状分布；2005年—2012年，市委决定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呈现出系统性研究、整体性建设、全面性发展的格局，成果不断涌现，产生了重大影响；2012年至今，持续发力，标志性成果陆续显现，在全国和国际的影响力持续增长。

　　2007年开始，我市成规模、有组织、多批次派遣专家学者到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日本等地，“淘”回了重达数吨的历史文献，不仅丰富了重庆文博场馆的馆藏，更填补了中国大陆关于大后方研究的若干史料空白。

　　亲历者、重庆图书馆研究咨询中心主任唐伯友对此记忆深刻：2012年，他随20多人的学者团，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面对卷帙浩繁的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抗战大后方史料，如获至宝。可研究所不让拍照、不让复印，他们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分工摘抄。“人家一开门，我们就进去摘抄，直到闭馆才离开，中午饭都不吃，每天一人要抄几万字，抄到最后手指都疼得直不起来。”他说。

　　此举也为重庆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共100卷）等著作提供了支撑，形成了中国抗战研究的“大后方板块”。“这也是本次《复兴文库》编委会对重庆学者抛出橄榄枝的信任基础，以及对重庆多年来在抗战大后方研究取得成绩的肯定。”周勇说。

　　著名党史专家、《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黄修荣教授称，重庆是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党史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复兴文库》的编纂，使一批关于重庆的新史料进入了国家历史、民族复兴历史研究的大框架之中，让这些文献的价值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一步的价值发现，属于重庆，也属于全国，更属于时代，从而形成历史研究的“出圈”效应。

　　由此，大后方历史的充分呈现，必将为重庆史学在中国舞台上标定新坐标。这，也标志着，重庆史学的黄金时代，迎来新的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