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工程、战略工程，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抓手和平台，不仅进入多个层级的发展规划，还成为相关部门、地方的重点工作。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科学思维意识，破除思维误区，切实促进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用。

　　强化系统思维，淡化线性思维。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拘泥于、沉迷于线性思维，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泥潭。实际上，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体系，要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去认识、去观照、去理解、去思考。单独来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确实是一条条线。但是，结合起来看，它们之间又有很多交集、交叉之处，相交相连、相邻相近，并连线成面、连线成片。因此，必须要有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思维，去通盘考虑、整体筹划。例如，大运河、长江在江苏交汇，在规划、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时，就要统筹兼顾、整体协调、综合设计、全面布局。强化系统思维就是强调要有前瞻的、发展的眼光，跳出线性思维。虽然在现有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这几个都是线性、带状的，但它不是已经完成的、止步不前的。中华文化资源丰富，点状、块状、片状的文化遗产更多、更丰富，它们并没有被拒斥在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之外。强化系统思维，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与各地的文化强省、文化强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整体合力，一体推进。

　　强化标识思维，弱化项目思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战略工程，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中都有体现。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确实需要很多项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有项目就够了，项目就是一切。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项目至上，项目思维盛行，热衷项目思维，缺乏标识思维。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项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长远目标、根本目的是要打造中华文化标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树立打造中华文化标识，地方文化标识的强烈意识，牢固树立标识思维。想问题、办事情，包括上项目，都要着眼于、着力于、服务于打造中华文化标识、地方文化标识来进行。只有这样，国家文化公园才能建得好、立得住，传之久远、仰之弥高、历久弥新。

　　强化文化思维，警惕商业思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招商引资，很多地方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还影响着一些人的观念，使得他们沉迷商业思维，缺乏文化思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发展，而不应是片面的、简单的发展。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克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固有思维，走出商业思维，树立文化思维。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化是主体，是主角，这出戏要由文化来主唱，而不是其他。否则，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会跑偏。文艺不是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味儿。同样的，国家文化公园也不是商业的、市场的奴隶，它是高举文化旗帜的。在这里，文化思维一定要胜出商业思维，这项工作才更有希望、更有价值。

　　强化全局思维，克服部门思维。部门设置、部门分工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要的。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中，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存在着实际上的部门分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越需要克服部门思维、树立全局思维，就越需要努力避开局限于部门思维，避免掉入缺乏全局思维的泥淖中。因此，必须树立全局思维，站在全局的角度想工作、干工作。同时，部门思维过于突出，还容易引发单干思维，弱化协作思维，不注重协作协同。实际上，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既离不开部门协作，也离不开地方协作。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模大，涉及面也广，牵扯到很多部门的业务和工作，离不开部门间协作。现有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带状的，而且是贯穿多个省区市的。这就要求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要考虑到相邻地方间的衔接，离不开地方的协作。缺乏协作思维，不注重部门协作、地方协作，也是缺乏全局思维的一种表现。

　　强化开放思维，打破封闭思维。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必须打破封闭思维，树立开放思维，走出自我的小天地、小圈子，走向广阔的新天地、大舞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工程，是国之大者，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是做规划还是搞建设，都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都要面向社会、面向人民，面向历史、面向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博大的胸襟，纳百川之流成大海。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资源越丰富，证明国家文化公园越有吸引力，越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和美好前景。因此，要切实树立开放思维，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加入，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贡献力量，鼓励各种投融资渠道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各种社会资源投入，汇各方之智，聚各方之力，共建共享国家文化公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