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时值盛夏，一位老者正在通往福建寿宁的陡峭山路上艰难跋涉着……他是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出发的，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没有捷径，绕不开崎岖坎坷的山路。2019年12月，笔者参加冯梦龙文化寿宁研讨会，上午从南京坐高铁，晚上就到了寿宁。但这位老者当时却足足走了几个月。可以想象沿途遇到的疑惑目光，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翻山越岭赶路的老者就是即将上任的寿宁县令冯梦龙。

　　从交通之闭塞可以一窥当时寿宁的贫困情况，在当时不少官员看来，这个职位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冯梦龙却做得有声有色，不仅长途跋涉赴任，而且非常投入，他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短短三四年间，寿宁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位典型的清官形象。

　　几百年后，当人们谈起冯梦龙，脑海中浮现得更多的则是那位创作“三言”的文学家形象。在一位清正廉洁的县令与一位通俗文学作家之间划等号，这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但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两种社会角色是怎么统一在冯梦龙身上的，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先从广为流传的“三言”开始，就从其中的《警世通言》说起吧。

　　天启四年（1624年），也就是冯梦龙去寿宁赴任前十年，《警世通言》刊行。这是“三言”系列的第二部。之所以叫“三言”，是因为这三部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书名中都带有一个“言”字。无论是《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还是《警世通言》，都属于拟话本小说，即模仿宋元话本而创作的一种短篇小说，这类小说由民间说书发展而来，带有鲜活的民间气息。

　　从内容上来看，《警世通言》与另外两部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一样，都是由四十篇作品组成，内容相当丰富，从历史人物到市井细民，从男女情爱到官员断案，从江湖恶斗到降妖除怪，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勾勒了一幅晚明时期的市井生活画卷，其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篇。

　　如果只是沉迷于曲折跌宕的故事，似乎很难从中找到一个贯穿全书的思想或思路。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从各篇所写各色人物故事着眼，确实很难找出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作者的眼光来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冯梦龙为何要创作这些作品？难道仅仅是为了讲述故事吗？

　　其实该书的书名已经揭示了答案，那就是通过各类故事达到警世的效果。《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也蕴含着同样的意思。提到警世，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空洞乏味的说教，确实三言中有不少这样的内容，但并不让读者感到厌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出于善意的提醒和规劝。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作者重点在通过各类人物日常生活的精细描绘，反映世态百相。在他笔下，不管是庄子还是王安石，不管是李白还是赵太祖，一概褪去自身的历史光环和传奇色彩，从历史走入寻常人的日常生活，被还原为普通的市井人物，他们有欢乐，更有烦恼。他们或成功或失败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在感叹之余，也获得了人生的感悟，从中看到自己。所谓的“警世”需要从一篇篇曲折动人的故事中感悟而来，并非喋喋不休的灌输，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是比较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书中的警世并非简单的说教，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生是复杂和多元的，每位读者从中得到的感悟也不尽相同。

　　在日常生活描写的背后是作者冯梦龙的俗世情怀，书中的每个人物，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市井细民，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从日常生活中更能看出他们真实的一面，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角度，与宏大叙事的史书形成鲜明对比，用现代人的来说，《警世通言》所讲述的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那种带有烟火气、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喻世明言》问世到天启七年（1627年）《醒世恒言》刊行，“三言”从创作到问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这也可以看作是一场长途的文学跋涉，其背后体现的情怀与冯梦龙坚持去寿宁上任是一样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创作《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搜集整理《山歌》《挂枝儿》，是冯梦龙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对俗世众生的关怀，而去寿宁上任做县令，则是将对众生的关怀从纸上谈兵落实为具体的行动，这也是其人生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去阅读欣赏《警世通言》，去了解冯梦龙，也许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