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曾经在大巴山生活，记得一位慈祥老农民的话：“红薯如父，土豆如母，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诚然，“民以食为天”，不仅仅是红薯或土豆，大地赐予我们的每一种食物，都应该敬仰，应该珍惜，应该知恩。

　　我对红薯这种食物而言，若即若离，爱恨交加。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我身体发育生长期，却遇上了物质匮乏和家庭贫困。那时候，父母在大巴山工作，修建铁路，单位供应的大米根本不够一家人吃，只好掺和杂粮果腹。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储存了一筐筐红薯，以备不时之需。在极度饥饿又缺少油水的日子，红薯的吃法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不能令我胃口大开，反而心生厌倦。

　　让我对红薯产生好感是我高中毕业那年。

　　那年秋天，我到南川乡下看望舅舅。有一天，舅舅带着我和表妹去后山坡的自留地挖红薯。那天，天气寒冷，细雨绵绵。舅舅扛着锄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我和表妹背着背篓，戴着草帽，拿着镰刀，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泥泞的小路而行。在自留地里，表妹割完红薯藤，舅舅就开始挖红薯。接着，我和表妹在舅舅身后清理红薯，区分大小。大的食用，小的喂猪。由于秋日雨季，挖出来的红薯都牢牢地粘着湿泥，必须把湿泥从红薯表面一一掰掉。当半亩地的红薯挖完时，舅舅的鼻子冻得绯红，我和表妹的手指也冻得僵硬。从此，我真切地感受到舅舅的辛劳，也深刻地体会到生活不易。因而，对红薯肃然起敬，产生好感。

　　关于红薯，北宋诗人苏轼谪居海南儋县期间，写了《和陶酬刘柴桑》：“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不思马少游。”诗人在住屋的四周遍植红薯和紫芋，家园一片花香果丰，一方面他自得其乐，另一方面也表达他旷达的心情。

　　近代周作人先生对红薯情有独钟。他在《萝卜与白薯》一文中说：“徐玄扈说甘薯有十二胜，话太长了，简约起来可以说是易种，多收，味甘，生熟可食，可干藏，可酿酒……至于白薯自然煮的烤的都好，但是我记得那玉米面糊里加红番薯，那是台州老百姓通年吃了借以活命的东西，小时候跟了台州的女佣人吃过多少回，觉得至今不能忘却。”他在另一篇《红番薯》中说：“近日吃煮白薯，忽然想起小时候吃过的红番薯，煮的是不大看得出了，在水果摊上摆着的，一文钱一大片，桂红色的肉，白色的边，外面红皮自然已经削去，这样番薯现在早已不见，有的都是黄白色的了。”

　　如今虽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但我还是时常想起艰苦的岁月。那个时候红薯不仅是主食，而且也可作零食，比如生吃红薯，比如烤红薯，比如红薯干等。我父亲曾经把红薯煮烂，捏成圆子，放在油锅里炸香，外酥里糯，足以与现在的糖油果子媲美；在我老家南充乡下，用红薯粉做的粉皮加上青蒜苗炒腊肉，实属一道农家美味。

　　几年前，我在外地采访，当地朋友宴请，吃过一道菜叫“五谷丰登”，其实就是蒸熟的玉米、红薯、土豆、山药、花生。但那红薯不叫红薯，叫紫薯。大小均匀，颜色鲜艳，口感上乘，说是当地开发的新品种且价格不菲。

　　其实，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感受食物的味觉，接受食物的厚爱，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以真切体验人间烟火的乐趣，也是一种幸福。就红薯而言，这种普通的食物沉默寡言，与世无争，默默奉献，一如大爱如山的父亲。因而，我怀着崇敬之心，视红薯如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