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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版:科技生活·巴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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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6 月 04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诱儿”童话

廖天元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故事,傍晚放学的钟声一响,把书本往包里胡乱一塞,便跑进落日的余晖。待太阳停靠在山垭时,收音机里正好传来皮皮鲁的欢笑声。

  多年以后,我依然对郑渊洁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个人,撑起一本杂志,一个字一元钱,还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实在让普通写作者仰慕和嫉妒。他创作的皮皮鲁和鲁西西,成了一个鲜明的文化产业品牌,影响了一代人和一座城。

  小时候听的童话,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童话在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童年,帮我插上想象的翅膀,即使我穿着补丁,也依然可以在五彩斑斓的梦中肆意飞翔。

  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竟然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国外童话版本居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比如《小红帽》。这个故事,一般书上是这样描述的,说小红帽给住在森林的外婆送食物,途中遇见了狼,狼用计拖住小红帽,自己先到林中小屋把外婆吃了,然后伪装成外婆,把小红帽也一起吃了。后来有猎人路过,把小红帽和外婆从狼肚里救了出来,结局皆大欢喜。

  而在法国的民间传说里,没有小红帽“贪玩耽误行程”这个情节。小红帽一直听从母亲的嘱托,按原计划行事,没有中途跑到森林摘花,只是最后在家里遇到了狼,没能认清它的真面目而不幸丧命。也就是说,小红帽并没有做错什么而遭遇了厄运。

  上网搜索,才发现很多童话有多个版本,一些版本颠覆了我已有的认知。我们原来以为,凡是童话故事都是天真无邪的,都是如诗如画的,都是美好和善良的化身。但日本出版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汉索与葛丽泰》童话,变成了日本版的《农夫与蛇》:汉索与葛丽泰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父母实在无法养育他们,决定把他们扔到森林深处。这对兄妹被一个心地善良而且富有的老太太收留,但他们不懂感恩,反而抢走了老太太的珠宝,并且毒死了老太太。

  原作品本身就是这样还是日本编导别具一格的创新?这个问题似乎重要,但也不那么重要——我们不需要从道德的视觉,或者站在自己固有的立场去审视和检阅每一部文学作品。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现实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发生,或者说,作品想表达的主题和背景,是否艺术地揭示了彼时彼地人民的生存状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好的作品,一定烙上时代的特征。

  按这个思路,便很好理解童话中那些“改编的残忍”。比如来自欧洲的童话故事里,主人公常常是幼子、弃儿等弱势群体,灰姑娘特别不受后母和姐姐们待见,原因是什么?这与18世纪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就是一场生存竞争。人们没日没夜地劳作,也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多一个人,多一张嘴,生存的压力会陡然上升。现实的人们,不得不学会“狡猾和欺骗”,因为傻白甜肯定会被生活淘汰。流传的文学,自然会凸显灾难的不可预测和现实的冷酷无情。

  真实让人心痛,但虚假一定是罪恶!

  但为什么后来童话变得温馨美好?资深媒体人罗振宇有一个解释,他说,传诵恐怖的童话故事,能够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既能教育小孩,又能娱乐大人。但社会治安变好以后,不需要吓唬小孩。反过来,让小孩感受更多的美、更多的善,显得更有价值。而大人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已经太多,时间都不够用了。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治安情况,改变了娱乐方式,使得人的心灵能够保持着柔弱和纯真。

  这个解释别开生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再次证明,看待问题一定要辩证地去看,发展地去看,联系地去看——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我们要做的,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满怀热爱,就如我们知道圣诞老人不会从烟囱里爬进来后,依然会感恩礼物的出现。

  需不需要告诉孩子有没有“圣诞老人”的真相?我们曾一度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讨论,什么是真相?有没有真相?以尼采为首的思想家早就进行过充分论证。但生活里充满艰难和不易,这肯定不容置疑。让孩子们从小懂得一些艰难,分辨一些美丑,体验一些冷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不用举例论证。

  最怕的是一些人故意美化,编造出虚假美好,让孩子觉得这个世界始终是一片宁静祥和,温暖如春,甚至故意虚构真善美,隐去假恶丑,这实在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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