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沟通联结世界，用好奇打捞乡土。本期读书版推荐两本书写重庆的书籍，观照当下，亦回望来路。《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立足现实，探讨数字时代城市如何从“被看见”到“被认同”。《川江野获》则用不曾熄灭的好奇心寻访川江风物，打捞城市远去的市井往事。两部作品，一部向外探寻真诚对话，一部向内挖掘文化根脉，共同追问一座城市该怎样被记录、被传播、被读懂。

　　——编者

　　当斯科特·麦奎尔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上提出，数字媒介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城市，一个沟通的城市”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兼具理论雄心与实践关怀的命题。数字技术之于城市，不应仅仅是提升治理效率的工具，更应成为促进公共对话、增进社会连接、培育文化认同的基础设施。

　　管笑坤博士所著的《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度回应。他以中国内陆城市重庆为经验场域，以“数字可沟通性”为理论透镜，系统考察城市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与全球受众建立真正的“可沟通关系”。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研究贡献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更在于以中国经验与全球城市传播理论展开了一场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本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质：它不是一篇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推演，而是一部真正从传播一线“长”出来的学术成果。作者长期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对城市国际传播中每一个环节的痛点、堵点都有切身体会和认识，来自一线的深度参与，使他的研究始终保持可贵的“问题意识”：从实践中遭遇的真实困惑出发，追问理论能够提供怎样的解释与出路。这种“有根的研究”，是当下传播学界最稀缺也最需要的学术品格。

　　作者在研究中展现的理论建构方式，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提出了反思。他不是从某个西方理论出发寻找中国的对应现象，而是从中国内陆城市国际传播的真实现状出发，在充分理解既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出能够解释自身问题的分析框架。这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从“理论引进”走向“理论贡献”所必经的一步。

　　本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将“数字可沟通性”操作化为“可传播—可理解—可协商”三个递进维度。“可传播”回应城市的国际可见性——重庆的国际报道覆盖范围从2015年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扩展至2025年的189个，覆盖语言从48种增至86种，这是数字技术赋能内陆城市打破地理边界的有力证据。“可理解”关注跨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共鸣与意义共享，“可协商”则指向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生态。三个维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任何一维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可沟通性的整体失效。

　　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对“轨道穿楼”“洪崖洞夜景”等爆款内容背后传播逻辑的冷静审视。当一座城市凭借几个视觉奇观标签成为全球网红时，流量的胜利是否就意味着沟通的成功？作者以“数字可沟通”为透镜，系统揭示了从“被看见”到“被认同”之间的坎坷道路，恰好回应了一线工作者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何让“网红”真正变为“长红”？如何使流量沉淀为认同？这些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在信息碎片化、算法主导注意力的当下，如何让一座内陆城市在全球舆论场中发出清晰、持续、有辨识度的声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命题。本书以重庆为样本给出了系统回答，不仅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也为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本文为《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