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新居，搬迁前夕清理旧物，送的送卖的卖，唯有一批旧书颇难处置，林林总总加起来少说有几百斤，移动起来实在有点累赘。

　　每次搬家时工人就抱怨，说我的行头好重，一包包的都像铁砣砣，要求增加力钱。我也曾打算筛选一部分教科书之类的书刊当废品卖掉，它们年代已久，如今已不适用。但是，一想起往日的生活，一想起它们伴我度过的难忘岁月，我就割舍不下。

　　小时候我就喜欢读书，压岁钱大多用于购买小人书，但那时书籍特别少。好不容易从小伙伴那里借到一本书，有的破破烂烂，有的不见首尾，却如获至宝，立即阅读。

　　记得曾借到一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方限我三天归还，于是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另一次借到一本《三个火枪手》，限两天归还，于是囫囵吞枣，了解一个大概。狂读的结果，是我小学时就戴上近视眼镜。

　　我成批购书始于初进大学时。那时我每月自带几十元工资，但尚未安家立业，买双皮鞋必须权衡再三，和女生一道郊游也不敢奢侈去叫三轮车代步。然而，只要新华书店送书到校，我总要怀揣一张“大团结”，去书摊上挑挑拣拣，乐此不疲。

　　因为是中文系学生，我购进的书以文艺类居多。那时的出版社从不推出什么标价如同天文数字般的“精装豪华本”，而是新闻纸印就的普及本，书价特别便宜，10块钱就能买到四五本名著。1979年《世界文学》双月刊复刊，我随即订阅，从此也开始关注期刊。

　　集腋成裘，到大学毕业时，我竟已积攒起两大箱书，为了托运这些宝贝上火车，我花了将近半张硬座票的超重费作为代价，把它们从成都搬回重庆。

　　踏上工作岗位后，鄙人秉性难移，节假日爱去逛书店，一般是直奔新书架，期望有所收获。钱包里的钞票虽然有限，较之学生时代却游刃有余，但凡有中意者绝不放过。嗅着那袭人的书香，往往未及细阅，心已先醇。在这样的情况下，书店愉快地赚去我不少钱，我也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藏书日益丰富。

　　改革开放后，许多作品蜂拥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我增订了《读者文摘》《译林》《散文》《奥秘》《文史精华》等刊物，每月如约送到，越积越多。我的书柜，也从两个增加到四个，大衣柜上的顶柜也装满图书，妻子对此还颇有意见。

　　书少易整理，如数家珍，陈列井然有序，要用时一下就能找到。书多则易混淆，特别是忙时，文艺书错放在哲学类里，历史书夹在小说堆里。我自购的加上出版社、杂志社赠送的书刊猛增，于是更是难以翻检。有时为找一本急用的书，我常常弄得满头大汗心急火燎，按说也的确该精减。

　　然而我的确舍不得，每本书都带给我愉快的回忆，难以割舍。

　　记得年少时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光，借着书本的舟楫，我得以畅游文海，神交古人意接先贤，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青春旅途我又借着书本的翅膀，飞到天南地北异国他乡，短短几年就有了百载千岁的生命体验。喜欢读书决定了我考大学的志向，我的第一志愿便是中文系。

　　步入社会后，我志不求荣，满室图书成小隐，一庭风月伴低吟。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抱负，只能说一直渴望知识的火光。

　　旧书难舍。所以每次搬家，鄙人总是不分新旧，将藏书全部带走，即使高价租车雇人，亦在所不惜。俗话说“陈年的草根当药用”，现在如嫌累赘将其舍弃，日后用得着时，恐怕只能干着急矣。

　　近年来科技日益进步，一个电子书存储器，便可以录入几十部作品，旅游、出差带上它，十分轻便。但不知为何，电子书虽然一样可以阅读，于我却总觉得不习惯。我宁愿不怕麻烦，还是随身携带纸质书，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至于我常读的，当然是自己喜爱的旧书。因为它们是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