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娘家堂弟结婚，亲家便邀我一同去渝东乡下吃坝坝席。

　　步入主家，满院的喜庆混着一股热气迎面扑来，十几张红漆圆桌把院坝填得满满当当。主人热情地打招呼：“来尝尝我们的‘九大碗’。”

　　我来自甘肃庆阳，陇东黄土塬上办红白喜事，窑洞前摆开方桌，八大碗、十大碗，都是实打实的硬菜：肘子肥厚，整鸡炖得烂熟，羊肉用大盆盛着。可那席吃得肃穆，长辈端坐上席，年轻人屏息候着，劝酒有固定的章法，划拳也不敢高声。一场席下来，胃是饱了，人却绷得紧。

　　眼前的景象却不同。蒸笼叠得一人高，白汽从竹缝里钻出，带着糯米和腊肉的香。掌勺的师傅赤膊站在土灶前，铁勺在锅里搅得哗啦响，一边还吼着：“三桌差碗烧白！”帮忙的妇人系着围裙，端着托盘在桌间穿梭。没有人正襟危坐，先到的已拈起瓜子磕，孩子追着鞭炮纸屑跑。

　　与我同桌的是几个上了年纪的本地人。他们打量了我一眼，用浓重的重庆话问：“外省来的？”我说老家在甘肃庆阳。一个戴眼镜的老者眼睛一亮：“噢！那里吃馍，喝小米汤。”他说年轻时修铁路，到过庆阳，吃过那里的干粮。“你们那儿的馍实在，抗饿。我们这儿米食多，不经饱。”话里竟有些歉疚似的。

　　这让我想起陇东的馍。确实实在，酵面发得老，蒸出来硬邦邦，能放半个月。赴席时，主家会端上一盘切成片的馍，就着烩菜吃。可那馍总是最后上，仿佛在提醒：吃饱了菜，还得用主食把缝填实。

　　重庆的坝坝席却从一碗醪糟汤圆开始。糯米团子小如指肚，浮在清甜的米酒里，撒着枸杞和白糖。同桌的老者说：“先润润肠胃，辣的在后头。”果然，接着便是毛血旺、辣子鸡、水煮鱼……红油汪着一碗，花椒星星点点。陇东人也吃辣，但那辣是干辣，尖利；这里的辣却复杂，麻、香、鲜、烫混着，像这山城的天气，闷着劲儿，一层层渗出来。

　　最让我新奇的是上菜的速度。没有城里酒店那种刻意的间隔，而是一气呵成。凉菜未毕，热菜已到；碗里还堆着，新菜又压上来。桌子很快摆满了，碗叠碗，盘压盘。老者笑道：“我们这儿兴‘压桌’，菜不能见底，见底了主家没面子。”他指指蒸笼，“那底下还有粉蒸肉、烧白、夹沙肉，都是‘硬货’。”

　　我想起陇东的席，菜是一道道上的，吃完一道，撤了盘，再上下一道。那种吃法有种仪式感，仿佛在完成某种程序。而这里的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咀嚼声、谈笑声、灶膛里的噼啪声、小孩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却意外地和谐。这大概就是“坝坝”二字的真意，不拘形制，就地开席，天地为厅堂，山风作伴奏。

　　酒过三巡，气氛更活了。有人开始划拳，不是陇东那种文绉绉的“高兴五魁”，而是急促的重庆拳，语速快得像吵架，输了的仰头便是一杯。一个老婆婆拉着我的手，比划着说：“你们那边冷，要穿厚些。”她的手粗糙，却暖。

　　主家来敬酒了。新郎父亲端着土碗，脸已喝得通红，话却说得诚恳：“菜不好，饭要吃饱。”这句我听得懂，陇东人也这么说。可接下来他又道：“酒不好，情要喝到。”这话却有些不同了。在陇东，酒是酒，情是情，分得清；在这里，酒似乎就是情的化身，喝下去，情便在了。

　　席到后半，蒸笼终于揭开。最底层的竟是糯米垫底的粉蒸肉。肉切得薄，肥瘦相间，裹着炒香的米粉，底下垫着老南瓜。老者夹一块给我：“这个不辣，你们外地人吃得惯。”我尝了一口，糯米软糯，肉入口即化，南瓜甜津津的。忽然想起陇东也有类似的菜——“碗面子”，也是肥肉切片，底下垫干菜，上笼蒸得油润。做法相似，味道却不同：陇东的偏咸，这里的偏甜；陇东的干菜吸油，这里的南瓜解腻。

　　原来天下的乡土宴席，到底有些相通的东西：都是把最实惠的食材，用最费工夫的做法，做出最暖人的味道。不同的只是水土：陇东的旱，重庆的润；陇东的黄土，重庆的红土；陇东的小米，重庆的糯米。这差异，倒让这顿饭吃出了别样的滋味。

　　散席时，日头已偏西。雾气散尽，露出青翠的山峦。人们陆续告辞，主家送到院门口，还在往客人手里塞橘子、瓜子。我帮着收了几张凳子，主家媳妇追出来，塞给我一包叶儿粑：“带着，晚上饿了好吃。”

　　回住处的路上，忽然念及陇东。若是把家乡的席搬到这里，怕是会嫌拘束了；而这里的席搬到陇东，大概又会被嫌吵闹。可这不正是乡土的本色么？

　　一地的风物，养一地的脾胃；一地的水土，生一地的性情。所谓乡愁，不过是在异乡的餐桌上，尝出了故乡没有的滋味，却又在这差异里，懂得了故乡为何是故乡。

　　思忖间，母亲打来电话问：“在重庆吃得惯不？”我笑说：“惯。今天吃了坝坝席，热闹得很。”她大概不懂什么是坝坝席，但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满足。而我，也在挂电话后，又回味起那碗醪糟汤圆的甜，那口粉蒸肉的糯，那声“开席啰”的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