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在童年。我以为，对大多数中年人来说，年，是用来回忆的。

　　回忆是可以回去的地方，只需要几声“汪汪”的狗叫，一条串联整个山村的黄土路便浮现在眼前。

　　一年只在村里出现一次的刘裁缝父女俩，从院坝对面的山坡走下来，母亲迎上去，吼住那条叫“狮子”的黄狗，端出长条凳，小桌子，几兄妹便围了上去，盈盈地笑着。

　　裁缝刘大姐取出那副用了不知多少年、已看不出刻度的软尺，挨个儿给我们量起来：“又长高了，手长长了，背厚了……”

　　“量体裁衣”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这是儿时山村最幸福的时刻——做新衣。

　　那时的年，时间意识淡漠，年的概念却来得那样真切。新年来了，一切都应该是新的，新年从新衣开始，这是平凡世界的逻辑。

　　刘裁缝住在山下，那是母亲的娘家，世代裁缝，手艺娴熟。

　　年景稍好时，家里杀了年猪卖了肉，母亲就盘算着渐渐长大的儿女们所费的布料，赶场天买好，跟刘裁缝定好日子，周知邻里，上门定制，这比直接在街上买成衣划算得多。

　　布料大多是青蓝咔叽布，一种由棉和化纤混纺的布料。收成好的年份，母亲会买来灯芯绒，这在当时的乡下算是上等布料，我们也叫灯草绒，因为布面有一丝丝凸起的条纹，很像山间可以用来点灯的那种草。

　　过年能做一身灯芯绒新衣，走在村里特别有面子。那时的乡下人家过日子，关键是看哪家的娘亲会精打细算，我母亲在这方面得到邻里表扬，说她会持家，能干。

　　轮流来做衣服的人多，裁缝得忙上好几天，因为是母亲的娘家人，父女俩吃住都在咱家里。刘大姐往往会趁母亲不注意时，退还几块工钱裹在剩下的边角料里。

　　这些边角料当然不会丢，母亲会整齐地码在一种叫“麻篮”的篮子里，闲时给我们做鞋垫，或者用花花绿绿的边角料缝成围腰。刘大姐退回的钱，大多是这时才发现的。

　　多年以后，已经不再请裁缝上门做衣服，母亲依然记得这个细节，总说刘裁缝一家都是好人。母亲没读很多书，但并非不懂教育。言传身教间，善良的品性像山间清风似的浸入童年的心脾。

　　二

　　新年的新，新在为来年的日子做准备。

　　腊月半，地里的麦苗已经绿油油一片，农村开始进入闲暇时光。中小学放了假，除了天气晴朗的日子，一院子孩子端出长条凳，围成一圈做几页寒假作业，其余时间总要帮大人干点活儿。

　　最热闹的是全家总动员的打扬尘，也就是里里外外给家里做一次大清洁。

　　泥墙瓦屋或草房，都会结上很多蜘蛛网，我们用长长的竹竿绑上扫帚去打扫，一团团的，有时也会落在衣服上，甚至脸上，互相看了就哈哈大笑。身上脏了，家却格外干净，深呼吸，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清爽，这也是新年的新味吧。

　　最有意思的劳动是起腊篾、做绳子，为来年的丰收准备挑抬粮食的家伙什。

　　之所以叫腊篾，因为这是一种时令活儿。大人会在腊月砍好竹子，破成长条，先起一层黄篾，这东西干了是最好的引火柴，也是小时候擦屁股的好材料。剩下的青皮，泡进秧田里几天才捞起，晾在屋檐下。腊月闲暇，再起成两层，绾成一圈圈的，做竹绳的材料就备好了。

　　做绳子也得全家总动员：一般是父亲在“端头”掌稳那种木质的可以摇动的模具，结上三股起好的篾条。另一端同样是手摇的“转柄”，再用一种已经磨出三道痕沟的“狗脑壳”工具卡住三股篾条。

　　“端头”“转柄”“狗脑壳”得分别由三人掌握，父亲在“端头”掌舵似的，哥哥就把住“转柄”，“狗脑壳”自然成了我的劳动“玩具”。父子三人联动，一根根绳子就顺理成章地做好了。

　　生活即教育。父亲读过初中，算是乡下文化人，时常一边操作着“端头”一边重复着说：“看嘛，这就是‘拧成一股绳，团结就是力量’。”

　　三

　　童年的年，就在这样的慢时光中度过。

　　慢，是一种诗意的节奏，更是一种地道的精细工序。那时没有成品菜的概念，所有过年食物都得提前准备。比如自己做米酒，也就是醪糟酒，那得花上十天半月的工夫。

　　尤其记得自制米花糖、苕丝糖，那都得提前蒸米、切丝、发酵、晾晒，还得自己熬制麦芽糖，最后“合成”又得花上一整天，然后包成香烟盒大小，一封一封地整齐储藏在一个垫有石灰的罐子里。

　　年前年后，邻里亲朋来屋，大人们会取出一两封米花糖或苕丝糖给大家品尝。乡亲们做好了糖，也会你一封我一封互相馈赠，你一言我一语地笑着评价哪家的糖色、火候、配料掌握得好些。

　　放牛割草时，我们也会去罐子里“偷”出一两封米花糖，躲在山林里，你一块我一块地分享，也像大人那样品鉴各家的味道。那样的日子，温情脉脉而快乐有加。

　　转眼间，新年又要到了。要说生活，现在的每一天都比童年过年更富足，儿女辈不可能再像我们那样数着指头盼过年了。但是，每年，我都会带着孩子回老家一次，回去一次，就唠叨着回忆一次，期望让孩子回到父辈的童年，去品咂一种他们没有尝过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