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既是对新时代作风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战略部署。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规之治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引领，从严监督执纪、从严正风肃纪，充分发挥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优势和法治能力，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真正实现良规善治、强规严治。

　　历史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坚定党规之治的历史自信。党的自我革命演进史，既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发展史，也是党在法治轨道上治国理政的治理史。回首过往，百余年来，自我革命作为一场刀刃向内但功在全局、利在千秋的深刻治理变革延续至今。党内法规发展于兹，以“纲章”建党立党、依“纪法”管党治党成为党内法规制度变迁的逻辑主线。党规之治正是以其为历史起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持续实现新的历史突破。立足当下，党的自我革命开辟兴党强党新境界，党内法规建设驶入“快车道”，规范架构不断健全、执行效能不断提升，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治理层次虚实兼顾、治理界面内外并重，实现了新的历史转折并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展望未来，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规之治既要提升“应变应战”水平，也需增强“创优创先”能力。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赋予中国共产党人源源不断的改革创新力量，通过检视党规创制以“查漏补缺”、评估党规实施以“提质增效”，以更加主动的历史姿态迎难而上，以政党法治变革全面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革新，增强党规之治引领“中国之治”的前瞻性、持续性。

　　理论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激活党规之治的理论源泉。作为党规之治“依何治”与“何以治”的理论支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引领并保障党规之治得以在生生不息的中国式治理现代化长河中不断调适，从而实现理论自洽。关于理论标识性，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规之治正是缘此才具备了不同于其他政党政治、国家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面对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建设上的无端指责和舆论争锋，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革命胆识夺得党规之治的理论“制高点”，才能摆正理论立场、讲好理论故事。关于理论包容性，党的自我革命虽以“自我”为主，但也注重同民主监督之间的理论融合，善从“他我”之中寻求理论镜鉴，力求实现“自我”与“他我”的有机统一，并以理论“自觉自信”引领理论“他知他信”。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指导下，党规之治构建起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调动各类治理资源协调配置的治理格局，践行着权威性和公共性兼具的治理现代化道路，其理论层面的现实关照程度更高、嵌入导向能力更强。关于理论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以“主动求变”筑牢党长期执政、全面领导和有效治理的稳固根基，极为巧妙地理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道路上“动”与“静”、“新”与“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深刻政治哲思。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构成党内法规哲学的逻辑起点，党规之治的理论创新亦循此逻辑，并在平衡革命与建设、革命与改良、革命与革新关系的基础上完成了内部协调，进而将其内在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动能。

　　实践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明晰党规之治的实践指向。党的自我革命既是党规之治的实践起点，也是党规之治的实践归属。党内法规作为党规之治的制度载体和执行工具，应当充分融入并体现自我革命精神，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作为党规之治的实施主体和关键对象，应当以自我革命意志主动自我检视、自我纠正并虚心接受人民监督；党内政治文化环境作为党规之治的价值指引和运行保障，应动员全党上下深挖革命文化资源并积极营造勇于自我革命的舆论氛围。面向“政党之治”，自我革命为政党内部治理确立了严密的治理规则，党规之治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回应了“中国共产党之治”的核心需求，将“政党之智”“政党之制”转化为“政党之能”“政党之行”。面向“中国之治”，自我革命进一步锻造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行针步线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促使党规之治能够以更加严格的自律要求为“法律之治”作示范、以更为宽阔的治理视野同“法律之治”相衔接，从而全面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面向“世界之治”，自我革命充分体现并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为推动党规之治的优势及效能从本土走向全球奠定了百年大党所独有的政治基础，尤其为当下“西方之乱”困局的破解开出了凝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智慧的“药方”。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