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刘大明副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一书，作者引领读者回到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聚焦重庆报人群体以笔为枪，以纸为阵，传递战况，守护真相的崇高使命。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循着本书的脉络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媒体先辈专业精神与爱国情怀的致敬，亦可引发当代思考：在和平年代，媒体人应如何继承抗战报人坚守真相、服务人民的传统。

　　借助大量的报刊史料、口述历史和档案文献，本书生动再现了报人在防空洞中写稿、在断纸缺墨下印报、在政治夹缝中争取言论空间的艰难历程，绘就了一部血肉丰满的报人生存史与抗争史。该书从“以人观群”的独特视角，将抗战时期重庆报人的个体生存经验与群体历史命运紧密结合，突破了传统新闻史研究中“群体抽象化”或“人物碎片化”的局限。从个体叙事的微观切口揭示民族危亡中的群体镜像，还原了重庆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职业困境与精神追求。

　　为塑造更为立体饱满的报人形象，作者进一步构建了“生存”与“抗争”的双重叙事维度，使历史叙事兼具社会史的思想深度与人物史的情感温度。一方面，通过对报人经济状况与社会关系的剖析，揭示其在物质层面的生存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对国民党严苛的新闻审查与《新华日报》舆论对抗的还原，构筑了报人群体的精神困境。

　　透过这些生存细节与精神抉择探其深层价值，便能发现本书最具理论深度的贡献，在于重构了战时中国媒介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媒介在民族危亡中所承担的身份认同功能。书中尤以国民党当局唆使特务焚毁《新蜀报》编辑部及印刷厂一事为例，记载周钦悦求助潘梓年、获周恩来迅速资助而解除急困的经过，真切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不同力量间既冲突又协作的复杂生态，也见证了进步报人团结互助、共度危局的历史一幕。同时，进步报刊不仅是权力博弈的战场，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有力工具。报人借对国际反法西斯新闻的报道，既凝聚全民抗战意识，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将报人的个体职业行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集体动员。这些微观实践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抗战时期舆论生态复杂性的理解，也凸显出媒介在历史转型中超越信息传递的深层社会与文化价值。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一书，以“人”为镜，照见了抗战新闻史的宏大图景。本书不仅是一部行业生存史，更是一部抗争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对学术研究的勇敢突破。书中对个体叙事与群体镜像的平衡处理，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唯有将人物的血肉之躯置于时代的熔炉中，方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以史观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本书具有特殊的纪念与启示意义。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回顾过去，更为理解新时代媒体责任提供了历史参照。书中报人“以笔为枪”的实践，不仅书写了一段不屈的历史，更将伟大抗战精神延伸至当下社会——那种在危难中恪守真相、在压迫中捍卫正义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新时代媒体人在复杂语境中保持专业定力与道德勇气。在技术重构媒介生态的背景下，媒体不能止步于信息中介，更应成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与社会信任的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