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学者孙立天的新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从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红票（谕令）切入，梳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互动关系，由此来重新审视和解读当时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社会。

　　该书在4月揭晓的第13届春风悦读榜中获年度新知作品，亦是“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的推荐书目。学者孙立天以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张谕令出发，打捞传教士在清朝的活动和影响，展现了中西文化交往中少为人知的一面，突破了中国一直“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

　　全球化的浪潮往往被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所定义，但历史真的只能由“大人物”和“大事件”推动吗？《康熙的红票》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微观个体的抉择，尤其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亦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掀起波澜。

　　书中以传教士为切入点，打破了传统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叙述方式，由中国视角出发，分析这一群体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隐性作用”。在清朝的统治体系中，传教士不仅是文化传播者，也是在皇权与西方世界之间斡旋的桥梁。他们帮助康熙研究天文学、医学，甚至还有物理和微积分，甚至成为皇家的私人教师，而康熙本人也因其对西学的兴趣，让西方知识在宫廷内得以传播。

　　历史具有偶然性。康熙时代，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化交流能够持续下去，但历史并无必然性。雍正即位后，他对传教士的态度骤然冷淡，甚至颁布禁令，大幅削弱了传教士的影响力。

　　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它告诉我们微观个体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它挑战了“历史具有必然规律”的传统叙述方式。康熙时期的文化交流并非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是由少数关键人物的态度和抉择所决定。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康熙对西学的兴趣，使传教士得以立足，而雍正的冷漠，则迅速终结了这一交流。如果雍正像康熙那样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文化，那么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否会提前？这正是本书留给读者的一些思考。

　　以全球史视野，透过西方之眼，这段历史依然充满传奇。《康熙的红票》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生动的叙述方式，重新审视了清朝初期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解读方式。

　　（作者为太原师范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