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我们开车去大理过个年吧。”

　　来自我的小叛逆，居然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那年春节，我们直系之家的6名成员，我爸，我妈，我弟，弟媳妇，侄女，还有我，从天不亮的清晨出发，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来到了大理的蔚蓝天空下。

　　我仰头望天，对他们长长叹息着说，这一趟值了吧？

　　那是我们全家的头一回春节自驾。

　　我至今记得，车过贵州时，那道长长的斜坡，曾经带给我的惊悸，考验着我那有些生疏的车技，也考验着我那辆Jeep指南者的刹车片。

　　后座上母亲的念叨，在记忆里重新响起：幺儿，慢点儿哈，莫像你弟娃开得那么野！

　　我还记得我们入住的那间民宿，木制的地板，不隔音的房间，我们隔墙喊话、嬉闹，一家子瞬间重回同居一室的童年时代。

　　我是大理的常客，此前几乎每年都会数度往返，在那个对我们全家都显得新鲜而奇特的春节，我极力想要做到的，就是把我知道的大理的所有美好，都献宝似地展示给家人们。

　　我带他们去吃了我最爱的那家广东人开的私房菜。餐馆建在一片竹林里，我们去的那晚排起了长队，胡子灰白的老板像北方人一样豪爽，没有半点拒客的意思，满口答应为我们一家特供一桌丰盛酒菜，条件是要在毗邻的跳蚤市场逛够两个小时。

　　漫长的等待，让资深糖尿病的我妈不得不吞咽了两块巧克力，抵挡随时可能来袭的低血糖。但她吃上了人生中第一次的菜脯蛋，赞不绝口。之后每回下馆子，她都要到处搜寻这道菜。

　　我带我父亲去了街边的一家精致咖啡馆。这个77岁的老人，竟是一个深度咖啡上瘾者。在那间店里，他消磨了一整个下午，喝一会儿打一会儿瞌睡，瞌睡醒了又接着喝。

　　记得那间咖啡店里里外外都刷成了雪白，我用手机为老父亲连拍了好几张相片，相片里太阳明晃晃的，把他那张皱巴巴的脸孔晒得通红。

　　风很大，从洱海直吹过来，将桌上的纸巾不止一次地掀翻到地上。

　　那风，我当然没有办法拍下来。

　　我们还去了崇圣寺三塔。我跟我妈说，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段誉就是在这里出的家，我至今记得，那天她灰暗、疲惫的面色，怎样一下子明亮起来——她可是我家当仁不让的头号武侠迷，早在租书摊盛行的年代，就领先通读了金庸的14部武侠书。

　　洱海、双廊、喜洲等等，这些游客们通常打卡的景点，我们当然也没有放过。

　　说起来这趟全家总动员的大理游，真的并没有什么出众的特别之处。即使是所谓的自驾过年，也并没我们自以为的那么特立独行。

　　开车进古城，我们当即就被停车场里的拥挤阵仗吓倒，辗转了几个门，好不容易才在南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停车场里，安放下了我们的两台车。

　　所有的这一切，在外人的眼里难免平淡、琐碎，但在我的回忆里却熠熠闪光，有谁能真正懂得这内心交织的缠绵跟缅怀呢！

　　那年，在历经了漫长的12年的糖尿病史之后，我们并不知道母亲其实已来到了她生命最后的5年。

　　而耄耋门边的父亲，那年虽说依然脚步如飞，倔牛脾气不改，但我们同样没法预料到的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竟急遽萎靡，像是深秋里的一棵树那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

　　弟弟一直想要潜心作画，年后刚返重庆，过去69中美术班的同学，就为他在歌乐山上寻到了年租一万二的农家院子，他也得以埋首作画，直至今天。

　　弟媳迷上了瑜伽，从早到晚研习，两年之后，开始零零星星接收私教学员。

　　至于我，只过了不到一年零六个月，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报社，开始专心写作……

　　无形中，这趟春节出游，就这么成了我们一家6口人的人生分界线。

　　就像一条河，旅行结束，我们已不由分说地被冲到了河的对岸。

　　我的手机里，至今保存了那趟大理游的巨量照片，我将自拍杆高高举起，然后团团围坐的一家人统一望向手机镜头。

　　那样的镜头里，记录下了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浑然不觉的兴致勃勃。

　　我记得好几次，在餐桌边，我们谈笑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得高亢了起来。我的母亲更是前所未有地好几次仰脖喝下了一小杯红酒。

　　记得有一天，应该是从喜洲古镇返回，古城的石板路上，阳光正无声地转向傍晚神奇的古铜色。无意之间，我一个人落到了最后，而他们5个人，在我前方五六米的地方，组成一个散落的队伍。他们身后拖着的影子时近时远，但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同属于一个紧紧相依、难以割舍的部落。

　　那趟春节自驾，在我心里，最终就定格在了这个无比动人的瞬间。

　　离家1100多公里之遥，一家人仍然可以齐齐整整走在一起，真好！

　　我立刻紧赶两步，加入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