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节的图书馆，只余几个长期“坐馆”的人，零星地散落在各个大木桌前。我一边“磨洋工”，一边等待闭馆音乐，好心安理得地回寝室。

　　不痛不痒地学了一天，刚躺床上，娱乐视频还没来得及点开，导师就来电了。

　　王老师刚下飞机，坐在的士上往家赶，在沉思的大脑里修改我的论文。深更半夜，他的声音竟依然浑厚，有力地压制住了疾驰的风声。我虚弱地应着话，像最后一片秋叶嘶嘶飘摇，像刚出生就被拖到大雨中的小猫无力吱吱。

　　挂完电话，发现自己端正地坐在桌前，不知何时下的床，还穿戴整齐了，稿纸上写满了导师提的修改意见，以及无数个随手一画的奇怪圈圈。

　　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本朝，从不骂人，他只是营造一种氛围——

　　导师坐在黑皮转转椅上，头无奈地往后一仰，长长地出一口气，两眼望向天花板，紧皱的眉头和不悦的神情提示着我们，他正在“反抗绝望”。一两秒后，椅子扶手重重一拍，涣散的眼神迅速聚焦，炯炯地盯住你：“你这，啊？毕得了业吗？啊？毕得了业不！”

　　我的头皮紧了起来……

　　导师的家就在学校附近，他的作息很规律，晚饭后会来学校散步。大家打听好导师的散步时间和路线，据此自我规划，以求和导师完美错过，谁也不想在“放风”的时候被导师拎住说论文。

　　在一个热死蝉的傍晚，我和师妹遇见了迟来散步的王老师，他穿着宽松的汗衫，摇着蒲扇，回应声里气息有些不稳。

　　他思索了一下才想起师妹的论题，叮嘱了几句，很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说自己现在老忘事儿，常常一走到书柜前就忘了要找的那本书的书名。

　　“好，走了！”

　　王老师从不铺陈散场词，不像他的论文那样承上启下、逻辑严密，往往上一秒聊完，下一秒他就“好，走了”。

　　师妹的眼睛还在庄严目送老师的背影，嘴却先努过来嘿嘿一笑：“幸好王老师没提框架，不然咱今天就‘种’这儿了，他说他年轻那会儿跟朋友通宵聊论文！这谁顶得住？”

　　年轻那会儿？我望着王老师摇着蒲扇走远的背影——竟已这么久远了。

　　怎么这么快？王老师写旁征博引的论文时才二十多岁，一个穿着牛仔短裤的上世纪80年代时尚青年，双手插兜，意气风发；破格提为教授时只有33岁，照片里一脸威严；35岁就已完成大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研究，后转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领域，那时候他皱纹不多，没有白发，背后的书如山如海。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不谈过去的人，和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一样可怕，因为他们没有破绽。可是王老师破绽百出，他毫不讳谈他年轻时的艰苦、困惑、尴尬，但我们往往又从这些零碎的往事中看到了他的善良和侠义。

　　王老师平日里把往事谈得很有趣味，但不喜空议时世，他的思考和关怀都化在论文里，取一瓢便能照见时世的影子，波光折射着他的神思。

　　威严卸甲之后，他露出原本的样子，一个爱看书和思考的老头儿，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好好的。王老师不是空守书斋、冷观世事的所谓文人，他是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老师。

　　有时傍晚学得累了，走在路上，倒是很盼着能遇见那个两眼盯住虚空，一边散步一边在脑子里写论文的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