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99—2002）《张居正》，是作家熊召政创作的长篇小说，共有四卷，2002年结集出版发行。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之上，作者又以飘逸的笔致，随处布置点染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节与人物，并用“木兰辞”“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等词曲，总摄各卷的情调与韵味，使全书平添了一种苍凉悲壮的诗意，这也是《张居正》的显著特色。

　　题记：宁为循吏，不做清流；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人是万物之灵，活着之上，还有精神之道，还需价值信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里之所以用“货”，而不是“献”，取交换而舍无偿，表明旧时代的精英阶层，也有主体意识，对奉君之事的付出，也要索取回报。

　　这种回报需求，并不简单指向物质利益，很多时候还在于价值认同。所谓“士志于道”，说的意思正是如此。春秋以降，在政统和道统的历史对决中，多以知识分子被君王无情辜负为结局。比如，当司马迁遇上汉武帝，赤子之心却换来宫刑之痛，令人心悸；而张居正遇上万历皇帝，殚精竭虑，稳定了帝国江山，生前享尽世间权势，死后却迅疾遭受残忍清算，祸及家人，牵连门生，更是令人唏嘘感慨。

　　专制皇权何以如此刻薄寡恩与残酷？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无疑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政统和道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引领人们去思考——连张居正这样功勋卓著的改革派，既有儒家精神，又有法家手段，向政统无限倾斜，重用循吏，不用清流，全力以赴为帝王逐梦，为何最终还是逃不脱权力轮回的悲剧，为何只能接受统治者寡恩负义的恶果？

　　《张居正》是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深得专家推崇，也极受读者喜欢。熊召政写作《张居正》的经历说明，一个作家只有对文学保持虔诚和尊重，才能得到真正的价值回报。

　　经典的产生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动人故事。熊召政以诗名诗，早在1979年，即以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名动诗坛。后来，他选择到商海拼搏，颇有所成。多年以后，又毅然决然放弃生意，回归文坛，关门谢客，青灯黄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十年磨成一剑，写出皇皇四卷本的《张居正》。

　　为写《张居正》，熊召政查阅史书典籍，搜集文献资料，苦研明史细节，打下文化深井。开启这段写作苦旅，他在文稿扉页上写道：“从今天开始，我的文学大三峡工程开工！”几天后，他又补上一句：“希望不是豆腐渣工程！”写完第一卷，熊召政把手稿送给不同类型读者，随后根据反馈，判断出这是失败之书。于是，他将第一卷烧了重写。第二卷，烧了一半重写。熊召政上演现代版的“黛玉焚书”，体现的正是作家对价值的坚守。

　　文学不会辜负真正的才华和付出。2005年，《张居正》获评审全票通过，拿到茅盾文学奖。尽管茅奖作品从来不乏争议，但作为国家最高文学荣誉，随着评审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获奖作品的质量基本面仍值得信任，能够全票通过评审的作品，无疑代表着一种普遍的价值共鸣。时至今日，人们评判《张居正》，不论是文化底蕴，还是艺术创新，以及思想厚度，也普遍认为要优于《李自成》《少年天子》《白门柳》等作品。

　　熊召政既有诗人的才情，又有史家的严谨，更是深谙历史叙事艺术。他没有追逐文学的潮流，而是选择章回体小说形式，回归传统叙事模式，来强化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增加阅读的便捷性和通畅感。同时，他还采取大量的插叙、补叙等手法，形成故事的连环套效应，不断拓宽文史表达的内涵和外延，极大丰厚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以诗人之笔，写经世济民之业，将正史和野史结合，让诗感与历史融合，将历史典章、宫廷生活、官场人生、民间百态、权谋斗争、江湖侠义、民俗风情熔铸一炉，熊召政捧出了一部明代的百科全书，唱出了一曲历史的改革悲歌。

　　文学的高度，最终应体现于思想的高度。《张居正》所包裹的价值元素，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在今天，重新发现张居正厉行改革、裁汰冗官、整饬吏治的历史价值，反思“万历新政”背后的历史荣辱，能带来很多启发和警示。

　　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出现的帝王荒淫、太监专权、吏治腐败，让早已开始衰败的大明王朝越发内外交困、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特别是隆庆帝好色喜淫，偷出紫禁城，在帘子胡同染上杨梅大疮，患上不治之症，更是让大明王朝进入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之境。皇帝不理朝政，首辅高拱心胸狭窄，独断专权，保守刻板，排斥异己，把次辅张居正视为威胁权位的对手。内阁的首辅次辅之争，让整个朝野暗藏着刀光剑影，这样的权力内耗让大明王朝陷入更大危机。随着隆庆驾崩，年仅10岁的朱翊钧继位，在太监冯保的支持之下，李皇后和小皇帝这对孤儿寡母选择了张居正。由此，大明王朝产生了一位“起衰振隳”的“救世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大明首辅的张居正，拥有了至高的权力。上面那位小皇帝年幼无知，在张居正面前事事言听计从，处处小心谨慎，把大明的国运交付于这位权臣。面对大明的历史困局，张居正展示出《明史·张居正传》对其所赞的“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改革篇章——“万历新政”。

　　改革是一场利益再分配，挑战的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者必然遭受各种反抗，张居正也不例外。通过“京察”“考成”方式，整顿吏治，治贪治散，精简俸禄；通过清查田亩，抑制豪强，实施“一条鞭法”，不惜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来富民强国；通过用循吏、远清流、利庶民、薄亲眷，来以更加务实之举实现治国安民。这样的改革，挑战的就是“巨室”利益，甚至遭受整个文官集团反对。对此，这位“铁面宰相”如此剖明心迹：“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富国强兵的实现，仆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仆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辞！”

　　张居正拿出忘家殉国的勇气，展现了审视当下、洞见未来的政治智慧，及时荡涤了“官场三蠹”，解除了“朋党之危”，增加了国库收入。清人魏源高度评价张居正，认为他不仅换来明代50年的和平岁月，而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梁启超则称张居正为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将其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并行列入《中国六大政治家》；熊十力盛赞其为汉代以来唯一真正具有“公诚之心”的历史人物。

　　不过，改革者从来不乏争议，张居正也不例外。比如，钱穆就认为张居正是个权臣奸相。这部小说也并没有将张居正定格为“高大全”的改革者形象，而是展示了张居正极其复杂的一面，既有城府极深的权谋智慧，也有残酷无情的铁血手腕，还有生活享受的奢侈之风，甚至不乏对情色淫欲的喜好。

　　扛着棺材前行，头顶着各种污水，历史上很多改革家难有好下场，这似乎是一种宿命。少年皇帝对手握最大权柄的张居正既敬重又嫉恨，既依赖又忌惮。随着年龄增长，皇帝尝到权力滋味，更加笃信皇权不能旁落，对张居正的很多决断心里不服，表面言听计从，积怨越发深重。特别是万历帝的种种“思淫逸”劣迹被发现后，面对张居正写下“罪己诏”的公开羞辱，内心更是深埋了仇恨的种子。张居正病逝之时，万历已经21岁，李太后对其已经无力束缚，这位享受着“万历新政”福惠得以江山稳固的帝王，心中仇恨迅速取代悲伤，在张居正尸骨未寒之时，就迅速展开清算，连下十几道圣旨，新政废除，封赠全夺，家产尽抄，如若不是张居正长子被逼上吊自杀，恐怕张居正也要被挖棺鞭尸，挫骨扬灰。

　　精于治国，疏于防身；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曾经救时济世，立下社稷之功，但还是要接受被帝王辜负的悲剧。张居正作为改革家的下场，虽不及商鞅车裂之惨，却又远比王安石放逐更悲。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统奉行法家化的专制暴力，渐然让道统沦陷，士人风骨渐失。到了明代，关乎世道人心的道统更加式微。知识分子出身的张居正，尽管既有儒家权力崇拜的愚忠，也有法家暴力治理的铁腕，做到了符合政统需要的实用主义，然而，在专制皇权的无情踩踏之下，只能成为极权统治的一枚棋子。随着张居正新政废除，大明时局急剧败坏，危机迭起，直到天启时张居正才被恢复名誉。最终难以力挽狂澜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祯，对张居正（生于湖北江陵县，亦称“张江陵”）如此感慨：“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

　　只可惜，世间再无张居正。“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这是张居正故宅里的题诗，是对皇权无情的嘲讽，也是对善待改革家的深情呼唤。只可惜，这样的呐喊之声，往往只能飘荡于历史的空谷之中，不被整个世界听见。正如《张居正》中那位有情有义的玉娘所唱：“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呜呼！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