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万里图》（局部）张大千

　　共绘丹青话长江，不负时代铸辉煌。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铸就长江文明新辉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画者，文之极也，“与六籍同功”（此“六籍”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长江美术自然是重要的母课题。

　　那么，长江美术有着怎样突出的文化特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这对于提炼长江美术的精神标识、塑造长江美术的形象符号，至关重要。

　　连续性——

　　慎终如始，薪火赓续

　　长江美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钩沉浩瀚的中华文明史，长江是古人类的摇篮、文化的发祥地。

　　当第一个穴居的原始人，在昏暗的洞壁上刻画出一些线条，或者符号，初具意识的美术创作就已萌芽。

　　当第一个智人坐在江边，挑选一块坚硬石头，经一番敲打、磨制，生产出第一件“为我所用”的石器，朴素的造型设计就已萌芽。

　　进入文明时代，以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为代表的长江流域遗址群，出土的精美玉器、陶器，以及散布长江上游多地的岩画，进一步展现了长江美术早期的形态特征。

　　再后来，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出土的东周青铜器、木漆器、丝织品等；汉代时期，散布在长江流域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隋唐时期，山水、人物、花鸟等为主要题材的绘画；宋代时期，至臻的水墨山水长卷……

　　长江美术，就像一条璀璨银河，光耀夺目，与黄河流域的美术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彩场景。

　　它不拘泥于一地，也不拘泥于一时，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流动的“文化带”，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实证。

　　其中，慎终如始、薪火赓续的连续性居首位。

　　纵观长江美术发展史，虽经过朝代更迭、文化冲击，但依然薪火相传、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历经数千年未曾断流，留下了浩若烟海、详密不断的经典名作，作为文明传承的印迹。

　　如，佛教东传，一度让中国传统儒法结构受到冲击，但思想文化的相互辩难、交流通融，并未让长江文明的文化主体性迷失，而是促进了儒学的更新和佛教的发展，丰富了长江文化主体性。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就是儒释道合流的典型例证。

　　再如，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让中华文化主体性受到极大挑战，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但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以油画为例，在中国油画的“故乡”——上海，海派精英将西方油画引入上海后，后经几代油画家的融合、发展、创造、传承和转化，让这一舶来品很快成为了表现中国主题、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中国油画”。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穷人》、刘国枢的《盲婆》《飞夺泸定桥》、罗中立的《父亲》、庞茂琨的《苹果熟了》等，便是实证。

　　由此，不难看出，每次文化融入，都促进了长江美术的重构与新生，并始终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铸就了长江美术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创新性——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

　　《礼记·大学》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长江美术自古就崇尚创新，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创新创造，展示出了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如，唐卡，是雪域高原一种刺绣或绘制在布、绸等上的彩色卷轴画。

　　作为起源于公元7世纪左右的古老绘画艺术，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与众不同的文化辨识度。其绘画题材广泛，被誉为“西藏的百科全书”。

　　不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切文学艺术都必然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衍生、发展和流变，古老的西藏绘画亦如此。

　　20世纪80年代起，韩书力、余友心、叶星生、巴玛扎西、计美赤列等画家，基于对西藏艺术渊源及其发展脉络的梳理和直观审美辨析，以现代观念和人本态度解读深厚的民族文化，进行双向吸收、融会贯通，让艺术视角逐渐变大，并在创作手法上借鉴吸纳了包括水墨画在内的其他绘画技法，逐渐发展成为西藏特有的当代艺术形式——“布面重彩”，为全国美术界输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再如，宋代以降，无数画家对长江进行了直接描绘。如，宋有夏圭的《长江万里图》、赵黻的《长江万里图卷》，明有戴进的《长江万里图》、吴伟的《长江万里图》，清有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卷》，现当代有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等。

　　他们或描绘长江全景，或描写某一段实景，展现了长江奔腾、山峦耸峙、千回百转的辉煌气势和万千仪态，绘画的技法风格却各异。如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不仅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技法，还吸收了西方绘画元素，用泼墨、泼彩等，创造出一种磅礴、豪放的画面效果，展现出长江的雄浑与壮阔，极具独特的艺术风格。

　　由此看见，创新精神是长江美术的鲜明特征，是长江美术内在品质和精神气韵的表现。这一创新有着独特的内在特质：辩证式的守正创新，即以深刻的现实洞悉力和宽广的历史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不游离于生活之外，“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统一性——

　　多元一体，海纳百川

　　《春秋·公羊传》有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颜师古在对《春秋》作注时指出：“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中庸》也提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可以说，“统一”是中华文明的社会至高形态，是各民族“共生”“共治”的交往智慧，进而统合了不同维度的文明之火，汇聚成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

　　这一文化思想，同样适用于长江美术。从三江源头，到三峡库区，再到黄浦江畔……千百年来，长江浩荡6300余公里，滋养孕育了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等各具特色又交融互促的文化之花。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长江美术的统一性，不仅体现在历代名家的《长江万里图》同名画作中；也体现在历代名家“记游”长江，“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澄怀观道中；还体现在同源·同向——长江流域十三省市自治区美术作品邀请展、大型中国画卷《长江春色图》巡展、“新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等众多展览中。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也是长江美术的突出特征。如，20世纪，上海诞生的“近代西洋画之摇篮”“中西文化交流之根据地”“新兴艺术策源地”等概念，很快从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一种广泛的价值认同，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演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徐悲鸿就曾写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追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历史，创始人刘艺斯、叶正昌、刘国枢等成名于民国时期，而通过这些先生的师承，可溯及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老西南美专)、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武昌艺专、成都省立艺专等，共同构成了川美油画学统的主要来源。1962年，川美油画专业还开创全国先河，在六一级成立两个试点班，即魏传义负责的“小苏派班”，师从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学习苏派绘画；夏培耀负责的“小博巴班”，师从罗马尼亚油画家埃乌琴·博巴，强调对对象结构的掌握，秉持“艺术该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应该创作出有独特个性的作品，避免千篇一律地作画”。由此，可进一步看出长江美术的包容性特征。

　　此外，长江美术还具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和平性特征。在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思想理念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长江美术的必然要求。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论画中就提出“由天和来”，亦即“得天之和”。齐白石强调要把美存在于“和平”之中，通过“和平”而表现出来的事物特质，可以“以平其心”，产生“心平气和”的艺术效果。

　　张书旂的《百鸽图》更是长江美术和平性的直接体现。1940年11月，中央大学教授张书旂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了巨幅中国画《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图》）。此画备受罗斯福喜爱，经过精心装裱，挂于白宫。罗斯福去世后，又移至美国海德公园罗斯福图书馆永久珍藏。

　　无独有偶。1942年春，黄君璧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位于现两江新区康美街道柏溪社区）创作了《移舟霭壑图》，后辗转赠送给了英国将军诺埃尔·欧文。

　　这些优秀艺术作品，不仅是中国艺术家与世界各国人民传递与增进友谊的象征，也展现了艺术家及其作品对世界和平与世间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回望来时路，长江美术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

　　阔步新征程，长江美术正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向现代文明，推动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焕发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