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1—2014）《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的生活，以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也反映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两族人民相互理解、友爱共处的深厚感情。

　　题记：历史重量，时代局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的一生要经历各种疼痛，不同历史阶段也有各自的时代局限。人生向前，时代进步，本应坦然抚摸过去的伤疤，正视曾经那些不堪回首的残酷。

　　只不过，很多人仍活在未曾死去的阿Q年代，看待过去生活，往往沿袭着精神胜利法的思维模式；人类社会也从来没有走出屏蔽历史的怪圈，对待某些年代，也总是选择戴上一张巨大的蒙眼布，采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野蛮方式。

　　人生每一步都算数，历史的每个阶段也都有独特的风景。一个人如何选择看待自己的足迹，一个国家如何选择对待过去的历史，注定会影响着能否抵达光亮的地带。踏遍青山，纵然人老，只要敢于面对真实的过去，就可能展示自己这边的风景独好。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书里书外，就在呈现一个作家的人生风景，也在透视着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历史风景。

　　王蒙的写作人生是极有长度的，也是跌宕起伏的；是极其复杂的，又是特别精彩的。王蒙有太多的身份标签，任过《人民文学》主编和原文化部部长等职务。不过，比起其他官员身份，“作家王蒙”才是最能标注其人生价值的身份符号。

　　王蒙如今已逾90高龄，写作已有70余年，他的创作人生仍在持续，令人期待。王蒙出版作品近百部，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学术专著等各类文体。处女作《青春万岁》，早在1956年就定稿，直到1979年才出版第一版，跨时23年；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1963年，王蒙举家搬迁新疆，他在那里经历了十年动荡年代，一直到生活到1979年；此后，历尽劫波归来，王蒙开始持续不断地进行时代书写，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

　　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样极具历史年代标识的作品，到《笑的风》《霞满天》这些近年来的时代新作，王蒙的书写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版“心灵档案”。不过，王蒙在新疆生活的16年，一度让人们认为那是他的沉默年代。然而，2013年《这边风景》横空出世，比尘封23年的《青春万岁》更神奇，被埋藏的时间竟然长达33年。2015年，《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奖。对这部作品，评论家王干这样说：“这部书的价值，第一把王蒙变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人；第二个让中国当代文学史变得完整；第三个让中国文学的历史这一段变得完整。”

　　《这边风景》开始写作的时间是1974年10月，完稿时间是1978年8月，如果以1976年10月的十年动荡年代结束为界限，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创作时间恰恰处于两个时代的交界地带。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以1949年为界，中国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其中，1949年—1966年之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此后即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十年动荡年代，然后才进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十年动荡时期是文学史的空白期。《这边风景》重新浮现，弥合了历史断裂，填补了内容空白，有着重要的文学史研究价值。

　　《这边风景》书写了1963年—1966年之间的人和事，通过梳理这些繁复的时间轴，不难发现本书不论从内容表达还是价值判断，都处于尴尬地带。1979年—1981年，王蒙也曾三次试图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然而，面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面对70万字的鸿篇巨制，面对近百个人物形象，对这本书进行整体大规模修改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无奈之下，这本书被束之高阁。

　　2012年，王蒙的儿子偶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原来，它就存放在某个年代已久房间门框上的顶柜中。再次面对这部作品，王蒙“觉得这个稿子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开放，这一次，王蒙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对这部作品进行“起死回生的拯救”，而是“基本维持原貌，做了些简易的弱化”，并且在每章后面加了一些“小说人语”，效仿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和蒲松龄的“异史氏曰”，来“向读者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也发发重读旧稿、重涉旧文的万千感慨”。由此，这部书在时隔近40年后得以“复活”，出版社对此书给出的广告词是：“79岁的王蒙对39岁王蒙的点评。”

　　这样的时间声明，也并不意味着《这边风景》就能摆脱被争议的宿命。事实上，现在对这部“重生之书”看法仍有很大差异，这正是由其“先天不足”决定的。作为一部顺应特定年代政治要求的作品，其话语方式当然深受那个不堪回首年代的影响，特别是涉及特殊年代的内容，在价值判断上，与当下时代有着较大的偏离。崔瑞芳回忆王蒙当年写作这部书时的状态也说：“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依然没能摆脱“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特征，依然遵循着“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依然在塑造主人公伊力哈穆的“高大全”形象，依然充斥着各种政治口号，展示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背景下各种扭曲的人性。这一切的存在，让这部重生之作难以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风格和价值判断。不过，站在今天的审美和立场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并不影响王蒙文学创作的高度。

　　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尴尬恰恰又是历史真实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无疑是文化稀缺品。王蒙自己也说：“反映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期的作品在哪儿？我觉得这也给它填补一个空白。生活并没有空白，政策对也是生活，政策不对老百姓也得活着。该恋爱还得恋爱，该拥抱还得拥抱，该吃肉还得吃肉，该喝酒还得喝酒，该生气还得生气，该骂街还得骂街，该高兴还得高兴，也还得找乐，最痛苦的时候还得找乐。”事实上，即便是在那样扭曲的年代，王蒙在小说中依然展示了爱情的美好，亲情的珍贵。人应该热爱生活本身，而不能只是在关注生活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记录缺失的年代，从文学世界里看到生活和人，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价值。

　　如何理性看待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在今天特别重要。对待《这边风景》这样的作品，如果只是以时代的审美和价值进行苛责，显然又是不公平的。更为理性的选择，是充分看到这部小说展示的内容在为历史祛魅和现实脱敏，从这个意义讲，这部“保持当年面貌，适度地拉到新世纪来”的作品能够走进公共视野，更应视为是一种文化幸事。因为这样的文化风景，才是独有的，稀缺的，珍贵的。遗憾的是，由此拓展延伸的表达空间，如今很多人依然假装看不见，以至于当下公共表达也存在着太多莫名其妙的尴尬。

　　在《这边风景》的后记中，王蒙这样表达对“伟大的生活”的看法：“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驱动下，王蒙的爱与生活继续着，创作人生正青春。正如2024年4月，他在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上领取“年度致敬作家”时所说：“我爱这个世界，我写出来的一切都是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情书。”

　　心中有爱，处处生情，人生何时何地，这边都有独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