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地位十分重要。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切实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做好城市工作的要求，立足重庆城市发展实际和市情特点开展实践探索，提出了系列创新观点，采取了许多创新做法，初步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城市、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启了社会主义新重庆城市工作的探索，其理念与经验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城市工作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新征程上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提出“人民的新重庆”的理念，推动了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建设，深刻揭示了城市工作的人民属性

　　人是城市的核心，“人民性”理当是城市的根本属性。1950年1月，邓小平在组织召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就提出“人民的新重庆”这一重要概念，在这次会上还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奋斗目标，开创性赋予了重庆城市人民属性。对于如何建设“人民的新重庆”，早在进军西南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强调必须“依靠西南人民”这个法宝，要“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西南局按照党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通过城市接管、征粮、剿匪、土地改革、减租退押、稳定物价、发展交通等措施，稳定和恢复了城乡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新重庆”鲜明指出了城市的根本性质，充分展示了人民城市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新征程上，应充分借鉴邓小平在主政西南局时的重要经验，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紧扣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要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运用集体智慧和力量破解城市发展中的难题；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不断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努力创造良好环境，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提出“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制”，推动了构建城市工作的管理体制探索，深刻揭示了科学管理体制机制是城市工作的重要保障

　　建立有力的党政军领导机构，是接管城市最重要的依托。1949年7月，在进军西南之前，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就组建了中共重庆市委，并任命了主要领导干部。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制事宜。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的主要城市后，也立马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1951年4月至6月，重庆相继建立区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区委机构、区政府的科室根据实际进行具体设置。1952年6月，重庆城市各区街道普遍建立了段代表小组，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又建立了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行政组织机构，为推进城市管理夯实了基础。

　　新征程上，重庆作为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社会治理结构非常复杂，这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和统筹思维，不断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治理体制，以数字化方式引领治理模式创新。尤其要顺应信息化数字化变革趋势，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和体制机制综合优势，夯实基层网格化治理底座，推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城市国土空间治理、城市建管运维全环节、城市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安全风险一体化管控的新格局。

　　提出“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经济生活水平，深刻揭示了城市工作中心任务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邓小平在接管城市会议上，针对当时物价猛涨、市场不稳情况，就强调“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西南局通过依靠中央政府从上海及川东地区调集大批生纱、粮食供应市民，很快稳住了市场，扭转了物价猛涨的势头。采取订立零售与批发、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合理价差，稳定了生产和销售，增加了就业。通过订货、收购、加工、贷款等方式帮助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使产销情况逐渐好转，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剿匪、禁烟禁毒禁娼、卫生和救灾救助工作等。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8.9%，年均增长16.7%，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重庆建设夯实了坚实基础。

　　新征程上，应更好适应城市主要矛盾变化要求，切实抓好城市治理重点工作，统筹经济发展与安全底线。要发展好“人民经济生活”，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确保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定提升、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为捍卫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韧性城市建设，加强安全生产风险整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提出“让人民群众打上文化牙祭”，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是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理当是市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家园。针对刚解放的重庆文化生活落后、单调等问题，邓小平在西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上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打上文化牙祭。”要求市委书记、市长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要求市委、市政府主动从“王园”和“渝舍”迁出，辟作公园。其后，还推动修建了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大田湾体育场等。在文艺工作上，他亲笔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题词。文艺界通过改革旧戏、编创新戏，很快呈现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同时，西南局大力推动各地对旧有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进行改造。如1951年，先后成立西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学院，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保障。

　　新征程上，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是超大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出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革除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提出“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城市管理之路，深刻揭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工作的内在要求

　　如何理解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是开展好城市工作的内在要求。西南局原计划，“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的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1950年3月，邓小平就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出了重要调整：“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邓小平始终把城乡联系起来统筹考虑问题，他强调要“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一方面，农民和农村土产要进城；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要下乡。实践中，通过积极加大交通和贸易这一连接城乡的关键有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经济、恢复了生产，重庆展示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城乡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统筹谋划，从战略层面精准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趋势、主攻方向以及重点领域，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推动城乡产业链合理分工和深度融合，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城乡土地平等交易机制，创新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推动要素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促进城乡共发展共繁荣。

　　提出“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指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做好城市工作鲜明特征，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是做好城市工作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法宝。邓小平指出，城市问题复杂“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他强调要“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实践中，西南局通过全面地整顿党的思想作风，转变了党内居功自傲和享乐思想，以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通过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坚持德才兼备选用、培养干部，加强了队伍建设；通过推进请示报告制度、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等，加强了制度建设。同时，邓小平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强调“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为促进工商业的复兴和发展，他还广泛接触了工商界人士。西南局的工作一时成为其他几个大区学习的典范。

　　新征程上，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各领域全过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拓展民主党派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建立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联动响应、民主管理、群众参与机制，构建多元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高党建引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党的优良作风渗透到城市治理各个环节，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确保城市高效能治理。

　　（执笔人：刘嗣方、吴大兵、黄意武，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